杜维明教授

　　(哈佛大学中国哲学及历史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1995年3月20日第一次吴德耀纪念文化讲座于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张从兴整理)
　　我的这个讲题——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范围很大，涉及的层次很多，接触的课题极为繁杂，但这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课题，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戏，而是一个我认为既有现实性、前瞻性，并且很严肃，也很紧迫的学术课题。
　　我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与此课题有关的一些相当片面的设想，已经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课题有深刻的意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不仅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就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大众传播也应该予以关注。因为它联系到中华民族（广义上的中华民族）如何进行自我了解，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课题。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文化中国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定义？在这个背景底下，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谈一谈儒家传统为文化中国塑造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契合吴德耀教授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现的人格风范。
　　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也会探讨文化课题。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1990年，我申请了一年假期，离开哈佛，到夏威夷东西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就叫“文化中国”。之后，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又针对文化中国这个课题，讨论过五次。每年到五四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讨论，对文化中国智识分子的问题，民间社会的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问题，都探讨过。
　　在康桥，也就是我所服务的地方，我们已经举行过好几次的讨论会。在温哥华，有一批华裔的基督教徒要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中国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国》的杂志，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期了。香港在三年前举行了一个有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名称就是“文化中国”，论文已经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论文。在哈佛，也举行过一次“文化中国认同与传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有十几名学者来参加。去年在杭州，也开了一个由三个学术单位，即北京中国文化书院、杭州大学和上海的学术青年联办，集中讨论文化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一共有三个意义世界。这个观点颇为引起人们的争议。
　　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主要是由华人，多数华人组成的社会。但是，这些社会必须包括相当程度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除了汉人以外，还有满蒙回藏，还有很大的壮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数民族。加起来的话，有好几千万人。

　　华人社会内部发生的互动

　　第二个意义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最突出的当然是马来西亚，差不多百分二十八以上是华人，泰国大约在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宾，可能近于百分之三。在美国、澳洲、非洲和欧洲，华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数加起来，也很可观，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从经济的力量来看，第二个意义世界和第一个意义世界，乃至第一个意义世界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互动，因此有所谓经济自然区的形成，比如说香港和华南地区，福建和台湾。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也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
　　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在大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浙江大学，我提到了这个观点，有学生质疑说：“外国人既不懂中文，又没有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生活，怎么有资格谈文化中国？
　　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假如一个19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对法国文化发生兴趣，学习法文；到29岁，法语讲得很纯熟；从20岁到39岁，可以用法文写一点报道法国文化的东西；到了49岁，开始成为法国文化的权威，逐渐可能变成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专家之一。这一位中国年轻人，跟法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他对法国文化有没有发言权？他说：‘当然有，因为他争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国’。”
　　有一大批我这二十多年来所接触的美国年轻人，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个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你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说，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我在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的入学委员会服务了很长的时间，知道要想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选人，都是美国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最近，有六位数学能力和语文能力都是800分（满分）的年轻人报名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只录取了其中三位。另外三位也是满分的，我们没有录取，因为竞争太强了。
　　而这些直接参与文化中国论说的美国年轻人，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奋斗，终于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常常是失业的。可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有所发展。有一些因为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转行投身银行界、企业界，变成大富豪的也不少。有些学者说，到了银行界，发现竞争性很差，和汉学或中国研究根本不能比。他们说：“我们经过中国学研究的挑战以后，这简直是小儿科。”所以，我坚持要这个第三个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不是狭隘地域观念

　　我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文化的观念太大了。文化和族群意识、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主动自觉的努力而争取到的。
　　近百年来，中国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从文化的立场上讲，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当时，大批中国人把中国文化摧残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你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摧残自己文化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反过来说，想通过文化的努力来了解中国智慧的外国人，也相当的多，比例上讲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性。

　　儒学若一枝独秀是不健康的

　　接下来，再谈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有很多人误会了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因为命运太悲惨，如果能够为它一陈词，让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场是文化多元，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的观点是非常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绝对不只是儒家传统，还有道教、佛教等其他传统。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里头，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分，而是佛家的。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来。
　　文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资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想，这些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回教，现在中国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维吾尔族；基督教在文化中国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国范畴远超儒家传统

　　这一切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范畴远远要超出儒家传统，毫无疑问。但是，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的资源之一，值得发扬。而发扬儒家传统，不仅是从事儒家研究的人，就是关切中国文化将来的命运的人，大家都应该有兴趣，这是我的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论把文化中国的范畴扩展得多大，都不能涵盖儒家传统。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范畴体系的涵盖面，又要比文化中国宽。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也是朝鲜的，也是越南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欧美的。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这个传统把儒家传统完全包容在内。除非我们能说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支。但我想，即使我们再傲慢、再狂妄，这句话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已经不仅在中华大地，同时也在日本、朝鲜、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开花结果。其实，儒家传统常常在中华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残，但在韩国、日本有很大的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举一个很突出，对我来讲既兴奋又伤心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叫做岛田谦次，其实应该叫ShimadaKenji。Kenji教授在1974年访问北大，当时还是在文革的余韵，批林批孔的风气还很盛。Kenji教授告诉我，他在北大发表论文时，说过“儒家传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另外还讲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话：“假如贵国的学人对这一传统弃之不顾，那么我们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陆的学者当时很赞成他的说法，但是不能够发言。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痛心的事情，严格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真正严肃的儒学研究，不是宣传，不是政治化，而是严肃的儒学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其发展的情况，远远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国文化区来得有成绩，也深刻得多。因为它们的文化没有薄弱，吃了原子弹，但学术传统并没有被糟蹋，而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命运却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长

　　现在很多人在谈东亚文明的复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较多东亚文明的兴起，先是日本，接着是所谓的四小龙，最近还包括社会主义东亚。日本和韩国学者把这个区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业东亚和社会主义东亚。如果轻松一点说，“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不管你从食物（稻米）、餐具（筷子）或语言符号（汉字）来看，这个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长的。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
　　另外，我想从儒家传统本身的发展及其命运，和文化中国现在的课题的角度，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在现阶段说，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是少而不是多。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呢？是从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西化，但却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个特殊的西方文明。这个西化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广义的科学主义。这个强势的思想在文化中国的各个地方，影响力非常的大。
　　在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商业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更加突出了。在台湾，虽然宣传中国文化，但它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宣传中国文化，以前是为了替国民党造势。现在，台湾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社会，工具理性的影响最大。这个力量，突出了经济和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的方面，并不重视。这是很明显的。
　　至于精神性，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精神性，它在文化中国的生命力非常薄弱。虽然有很多人是教徒，可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大的方向，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其精神性很淡。很多人认为，目前在国际上，能够体现精神性的，是西藏的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所体现的是佛教的精神性，正好是和文化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

　　意识形态受科学主义影响

　　最近在大陆，精神性的问题提得非常高，突出提出这方面问题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国大陆学者，对精神性的问题也提得很起劲，但他们多半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可是，作为文化中国主流的儒家传统所代表的精神性的问题，却提得不很明显。主要是因为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阶段文化中国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缘故。
　　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影响了文化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最有势力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有影响力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特别是科学民主。不管是有势力还是有影响力，都是西方思想，而后面根据的多半就是科学主义。
　　1972年，中国大陆第一次派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但却拒绝签署国际环保最基本原则，成为与会一百多国当中，唯一不签署基本原则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不签呢？因为最基本原则当中，有这么一条：“不仅发展是有限制的，科学技术也是有限制的。”大陆代表怎么也不肯签字，因为“科学万能！这条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思想。”
　　这个思想影响非常大，落实在教育方面，突出了教育就是为了社会服务。它不仅是工具理性，而且还是社会工程，很现实的塑造一个人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对于文化的传承，对于个人人格的充分体现和完成，对于批判精神的发展，基本上不重视。重视的是从工具理性来发挥个人能够服务社会，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功能，不是为了培养全部的人格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和政治的价值更突出，多元的人文价值很难出现。人文学的价值，即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价值，都在于人的自我反思，不仅是个人，而是群体人的自我反思。这种学问，在文化中国不会受到很大的重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大陆某位身居高位者，居然会问“花那么多工夫去搞考古干什么？”“那么多人去搞历史干什么？我们现在搞四化，全部精力都应该放在建设上，你搞历史干什么？”等问题。当然，文学、哲学、宗教更不用说了。

　　文化中国缺乏人文资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研究，宗教学以及所有其它能够令我们自我反思的资源，在文化中国比较缺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到，五四以后，儒家传统之所以受到重视，多半不是儒家的精神层面，而是它的现实性，它的入世，它的工具性。很多人说儒家了不起，因为它不是宗教信仰，就只相信现在，不相信来世；相信生，不相信死；相信活的人，不相信鬼，认为这个儒家健康，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理性完全合拍。对荀子特别推崇，因为荀子很早就认为人定胜天。另外，所谓主观主义，如王阳明等人的思想，都被认为是比较片面的主观主义。
　　我们最近在康桥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出了一本报告，叫做《儒家世界的透视》，有政治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各方面的专家聚集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三天以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很多第一流的中国儒学家，基本上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儒学是鄙视的，认为他们都是拿了我们的来模仿。可以说，中国儒学学者对日本、韩国的儒学的认识并不多。

　　需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譬如说，我1985年在北大上了一门儒家哲学的课，开了一个名单，表示要谈李退溪的儒学思想。有一位学者指出，“杜教授，你这个名单里有笔误，出了一个人叫李退溪，这个人大概不见经传，你最好把他去掉，不然恐怕会闹笑话。”可是，李退溪却是韩国著名的儒学大师。后来，有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清朝编《四库全书提要》的时候，就有人看到李退溪的全集，并且还有清儒做了这样的批语“此皆正学，不知何朝人也。”很明显的，当时人们已经把李退溪当作中国学者。毫无疑问，我们要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另外，儒家传统也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河长得很，你不能把它切断来理解。在世界上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像巴比伦、埃及，甚至古希腊、罗马，现在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另一些是有今无古的文明，像美国和前苏联；又有今又有古的，不多，儒家传统就是又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长河，从曲阜的涓涓细水，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后来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逐渐逐渐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最近一百年来，是进入低谷了，几乎要干涸了。现在又有一点点，我叫它“一阳来复”，可能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还可以发展。所以，这是一条长河，它一方面波澜壮阔，另一方面非常曲折，所以其历史跨幅非常大。
　　再有呢？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儒学，可以得出很多完全不同的结论。以前研究儒学的多半是哲学家，现在从宗教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甚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儒家传统的学者非常多。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了解儒学，会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从哲学上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和一个政治学者认为儒学有很多政治化倾向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争议很大。我们上次开会就已经发现到，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常常比交叉文化的沟通还要困难。

　　知识分子与母亲的教育

　　儒家传统长期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社会各个阶层，有不同的接纳群。可是，在传统中国，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把真正的儒家传统价值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而且传到世界各地？我们认为，不是大儒，也不是很有哲学慧根的知识分子，而是靠母亲的教育。很多母亲，如岳飞的母亲、欧阳修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就是其中的典范。这个传统，常常不是通过书写文字，而是通过口语，通过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则，而不是言教，言教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完全靠讲。身教是真正使儒学具有生命力的力量，而身教传到社会各个阶层，常常是通过一些没有办法运用文字的人士，通过口语，心知其意，能够耳提面命地把儒学价值教导下一代。这个影响力最大，保留在民间的传统里面。
　　我的经验告诉我，对儒家传统鄙视最厉害，最藐视儒家传统的是知识分子。在企业界，在民间，在媒体，它的形象基本上比较好。
　　儒家传统是属于中华民族心灵的积习。那些不经过反思，不经过考认，但却能用很精妙的语言把儒家传统表达出来，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实际上才是儒学的见证者。而在学术界，就变得非常复杂，绝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是我上面所说的科学主义。要他们去理解儒学，特别是它的精神层面，有很大的困难。
　　儒家伦理有那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有各种不同的层次。那么，到底它有没有核心价值？它有没有基本价值取向？我想是有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片面理解，但它是有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不管你属于哪一家哪一派，不管你是在中国，在韩国，在日本，不管你是属于上层，是下层，说儒家是做人的道理，基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这个论点，我看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儒家的基本资源丰富

　　荀子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认为所有东西都有“气”，但只有树木花草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义”就是人内在的道德自觉。这是荀子的看法，孟子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天地万物之中，以人为贵的看法。贵的意思就是说，它聚集了很多价值，指的是一个人出世的时候，就具备了很多价值。人就是价值的源头，不是一个生物群类。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资源。
　　儒家不是从简单的、规约的方式来说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或人是一个政治动物，或人是一个工具动物，或人是一个语言动物。儒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作简单的比喻，而是把人当成一个多元多样性的存在，来加以掌握。
　　人，基本上是一个感性的动物，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因此才讲仁爱的仁，是一种不忍之情，是一种同情，是一个感性。人也是一个社会动物，而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人的生物性，使他的行走能力，他的自我生存能力，都比其他的动物要差，但如果组织社会，人就会有很大的威力。人也是一个政治动物，与亚里斯多德的看法相近。同时，人是一个历史动物，也就是说人有记忆，而且有集体记忆。人也是一种有终极关怀，向往永恒的动物。

　　人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我认为，在儒家传统还没有出现以前，或孔子时代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些价值，就是为儒家传统创造条件的价值，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像《五经》吧，《诗经》就突出人是感性动物，《书经》就突出人是政治动物，《礼记》就突出人是社会动物，《春秋》突出人是历史动物，《易经》就突出人是有终极关怀的倾向。
　　可见，儒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人的理解就比较全面，而不是规约主义的方式。至少有四个项目已经掌握住，就是个人、群体、自然、天道。所以我说儒家传统是涵盖性的人文主义，而不是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排斥性的人文主义正好是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这个人文主义，在西方叫做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Humanism），它是突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跟自然是抗衡的，人和人之间是斗争的，人和天是绝裂的。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一套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正是科学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竞争性很强，却不注重和谐。它和儒家传统的人文思想强调人要与自然和谐，跟天道默契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跟社会要和谐，有很大的不同。

　　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儒学的自我定义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到底儒家是为己，还是为人？”答案是“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嘛。”但这并不符合儒家原则，儒家学术是为己，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社会，不是要成为社会的工具。因为，它是目的，不是工具。儒家是为己之学，但是，己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从这一方面讲，后来宋明理学家也说了，儒学是身心之学，讲身和讲心；是性命之学，讲人性和讲天命；是圣人之学，讲怎么样学圣人。我这里提到圣人，大家可能想到道貌岸然。其实不是，照儒家的理解，圣人是最纯粹、最真实、最完全的人。我们努力使自己变成更全面、更真纯、更完整的人，就是学圣人。但是，这是在永恒发展的过程中，体现我们自己的内在价值，不可企及的。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他七十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应该做的和所做的完全合在一起的境界。很多后来的儒家学者问这个问题：“假如孔子和释迦牟尼一样活到八十岁，在七十二岁到八十岁这八年里，他既然已经达到最高峰，是不是可以轻松愉快，不必再努力？”儒家学者基本上认为不可能，这位老先生还要继续奋斗下去，而且越向前奋斗越艰苦。所以，孙奇逢（17世纪的思想家）才会说：“到了90岁时，我才知道自己在80岁的时候，是多么的幼稚。”罗近溪也讲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仲尼（孔子）临死的时候，未免要叹一口气。”意思就是说，他总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发展。
　　由于这个原因，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于不断完善自己。譬如孟子提出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开始时大家都觉得不错，认为他很和蔼，就叫“善”，是个好人。接着，要看他有没有内容，也就是有没有内在的资源，如果有内容，就是有诸己的话，才是“信”，这个人才信得过，不仅是好而已。假如他的内容很丰富，而不是一点点，那么，这个人才叫“美”，就是能够充实。如果不仅充实，而且有光辉的话，这个人才叫“大”。不仅有光辉，而且能够转化自己，转化其他的人，这个人才是“圣”。而这个转化又出现一些一般人所不理解的力量，才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儒家传统接受自我限制

　　儒家很相信命，相信分，承认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人有很多方面是不能选择的。譬如，我的性别，我出身的地方，我的父母，我在小时候受教育的机缘，我的族群意识等各方面，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没有选择的可能。在一般宗教哲学里面，就是要突破这些不能选择的东西，要看破，要跳出。佛教在这方面提出最激烈、最彻底的方案——出家，破除你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你才能够不会受到我执。但是，儒家传统认为限制的本身不是问题，本来每个人都是被限制的。怎么样把使你成为一个具体人的那些表面上看来有限制的那些条件，转化成自我完成的资源，就是每个人的修炼。因此，虽然我们是限制的，但我们又有充分的自由，这个充分的自由，就是在我们限制内部可以掌握到的自由。
　　不管我的智慧多低劣，我的环境多恶劣，我能够发展的余地有多少，不管如何，我的发展，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在最糟的情况下做的每一分，都有很深刻的价值。

　　引言：

　　哈佛大学中国哲学及历史教授杜维明在今天所刊载的第二部分演讲中，强调儒家传统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长河，是不能切断来理解的，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来领会。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儒家传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常常认为儒家是希望福禄寿喜，认为做官要做得很大，赚钱要赚得很多，名誉也很好，子孙满堂是儒家的价值。是，儒家是希望这样，能够这样就不错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孔子弟子里，最突出的人格形象，被认为是孔子最珍贵的弟子是颜回，而严格的说，颜回是一无所有的。寿，他死得很早，没有；福，什么福也没享，喝水吃饭都有问题；禄，虽然有王佐之才，却没当上什么官，一切都没有。我们一般所要的凡俗价值，颜回一无所有。可是，为什么孔子说颜回是他最好的弟子。只因为两个字——好学，在孔子看来，好学是非常严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只有两个人，他用过好学来形容，一个是颜回，一个是他自己。“在这个地方，要找又忠又信的人很多，但要找一个比我更好学的人，难找。”（原文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传统是有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有强烈的精神信仰，不是一个凡俗的社会伦理，但是很多社会伦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已经配合起来。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到底儒家对死、对鬼神有什么看法？很多学者用孔子很有名的两段话“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认为孔子注重生，不注重死；注重人，不注重鬼。但我想，我们要仔细看这两句话。有些现象，跟儒家传统是有紧密联系的。从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对于祖先的敬重，对祖先要孝。孝是什么呢？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要充分理解生与死

　　父母在生的时候，你要对待他们以礼，不只是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已。然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假如你对死后完全不照顾，不理解，那怎么祭？祭，在儒家传统里是很严肃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你要想了解死，但你不了解生，这是劣等，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你不懂，你就要做乘法，要做除法，不行。可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生，是不是能够不了解死？在我看来，“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生，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死。但是，你要充分地理解生，你对死一定要有所了解。
　　你说“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是，你真正要事人，对鬼要敬重，对神也要敬重（儒家是敬天），甚至在《中庸》里面叫“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所以，在孔子的时代，甚至孟子的时代，对于天地万物的那些有灵性的东西，是一种虔敬感。
　　“敬鬼神而远之”，不是一个政治决定，我们现在总是认为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决定，人家那些迷信的人，让他们去敬，敬了之后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守法。这是从现代的政治运用角度来看这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随便和那些有灵性的东西打交道，不要用工具理性来控制他们。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心境平静，如果你很虔敬的话，他们会帮你的忙。
　　在我看起来，孔子了解的世界，是和神的世界、鬼的世界，跟以前的祖宗的世界，跟将来的世界连起来的精神世界；不是平面的、完全干枯无味的、完全入世的物质世界。
　　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传统很明显地突出两个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个原则下，孔子也讲了五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仁，就是“不忍”，是“人溺己溺”，是“恻隐”，是同情，也就是说爱要跟他具体的人生经验配合起来。
　　第二个价值是“义”，我在小时候，常常听说儒家在义上是主张“以德报怨”，宽大为怀，因此蒋介石对日本是以德报怨，这不符合儒家伦理。孔子在世时，有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他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好，那么，你又要怎样对待那些对你好的人呢？所以说，要以公义报怨，要以德报德，这才是儒家传统。以德报怨，可能是更高的原则，但儒家认为，更高的原则一定要很具体，即在能够办得到的范围内。如果做不到，就要很平实的一步一步走。
　　第三个价值是“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很多人总是把儒家的礼，误解成“吃人的礼教”的礼。不是，儒家的礼，以今天的话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相处。
　　第四个价值是“智”，在儒家传统里，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智，也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对任何事物要处理的很平实，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目的理性。
　　第五个价值是“信”，就是信任和信用。儒家最主要的五个德目是“仁义礼智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对人格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全体。而这个同心圆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学的价值，它同时也更深入。我说一个是“广”，一个是“深”。深的意思是说，儒家除了注重你的身体，使你身体健康，心智得以发展以外，也注重你的灵魂的纯净、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灵、神对儒家传统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净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扩展社会功能。
　　我们谈到了文化中国，谈到了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谈到儒家传统的多样性，乃至儒家传统的精神性。那么，在文化中国的建设上，儒家传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可以做多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认为，儒家传统面向未来，可以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理解，认识全球社群，乃至面向21世纪的一些资源。我用智识分子这个名词，有一个特别的内涵，即不是指“知识”层面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指“智慧”层面上的智识分子，也就是一批比较关切社会，关切政治，关切中华民族的前途，关切人类和平，不仅是他自己的职业，他自己所面临的身家性命的课题，而是关切更广大的世界。而知识分子呢？他通常是很严格的学术研究者，他不愿意做智识分子，只花时间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跟人家分享，他对知识界、文化界其他的问题不关心。

　　智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所以说，在学术界里智识分子不一定很多。如果是在企业界的人，全部的力量用在发展他自己的企业，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对社会、文化问题不怎么关心，那他也不是智识分子。在政治界方面，他纯粹是一个政客，为了发展他自己的权力，发展他自己的势力，也没有这些关切，即使再政治上，他有直接和人民沟通，他也不是智识分子。在媒体，我把工作纯粹当成我的职业，有什么报道就报道，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没有其他的关切，他也不一定是智识分子。
　　但是，在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以及媒体，都有智识分子。如果更严格的说，在军界，在任何领域，都有智识分子。所谓智识分子，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职业不仅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在学术界，就是怎样把学术界里象牙塔内的学术成果，传递给知识界，再由知识界传递给文化界。在政治界，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所谓大丈夫，是“居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这些人就是有正位，有广居，有大道的人，就是说他是跟整个社会的福祉，整个社会人民的关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传统里面，就是“崇道不崇君”，这是儒家的道理。在《孟子》里面讲到子夏跟一个君王吵架，君王对他很不礼貌，子夏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尊贵的东西，一个是德，一个是齿，一个是爵（权力）。
　　在政治方面，爵最高；在乡党，是齿，也就是年龄，最高；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是德。子夏说：“我年纪比你大，我的齿比你高，我的德也比你高，你只是有爵。你有一，我有二，你不听我的，反而要我听你的，哪有这种便宜事，太荒谬了。”这些例子非常多。这些有政治人物，有政治影响，其资源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他们自己的独立人格，来自一种文化历史的使命，来自一种对所有人民的关怀，甚至于来自天道，他认为他是替天行道，而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他有很大很壮的气。这是在政治界的智识分子。

　　何谓“儒商”？

　　在企业界，你如果不牟利，你就不必去做生意了。所谓“义”和“利”，在企业界里面是可以配合的，所谓可以配合的话，就是“大利之义”，不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不是纯粹的工具理性，不是纯粹的功利。最近我到哥本哈根开了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是联合国的客人，参加者当中很多是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个是企业界组织，就是企业界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责任，很多重要的企业家都参加了。中国大陆来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后来我跟他们座谈。谈了没多久，他们说：“杜教授，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儒商。”我一听就说：“儒商？我知道传统上有很多儒商，今天也有儒商吗？”他们说：“有儒商，我们都是儒商。”
　　后来，我发现在1992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世界华商大会，就是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来了代表800多人，代表72个地区，34个国家。当时提了两个课题，第一个就是企业界怎样互通，怎样会合；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企业界的文化认同，当时有很多从泰国、从香港来的一些企业家，也和我进行沟通，也谈了这个儒商的问题，到底儒商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认为，儒商就是我定义下企业界的智识分子，就是企业界关切文化、关切社会，而且要通过他的资源，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的集团的利益以外，要对更广大的社群的福祉作出贡献的这些人。
　　媒体，毫无疑问，在一个信息世界，在一个沟通理性非常强大的，在大家要创造一种公众空间的时候，媒体的力量特别大。媒体是不是可以扮演一种智识分子的角色呢？绝对可以，而且可以有很突出的表现，正是可以进行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在美国讨论得非常激烈的，叫做PublicPress，就是不是一个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媒体，而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这个公众利益的媒体，除了有它自己的利益集团以外，也可以为全民的利益与福祉进行它的导引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了解的儒家传统，特别是它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中国的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媒体能够培养一批我定义下的智识分子，人数不一定很多，但他们的转化能力非常大。而且我们所有在座的，不管你是学生，是在学术界服务，是在企业界服务，在媒体服务，在政治界乃至其他各界服务，作为一个在这个意义下的智识分子，不仅是可能，而且必要。在某方面讲起来，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责任。
　　看自己的实际环境能力，能够发挥一分力量，能够发挥两分力量、能够发挥三分力量，你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我记得王阳明有这一样子一段话，用金子来比喻人格的完成。金子是有两个数，就是金子多和少，有一万斤，有一斤，或者一两，一万两，这是从量来看。另外还有值，值就是成分，是24K的，还是不纯的金。他说，真正儒家的道理是讲纯，不是讲量。所以，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是讲一个人的限制很多，譬如我的限制使我只能是一分，我就在这一分里面努力，使它变成纯金。在这个立场方面，就是体现了儒家的真正价值。如果我是三两，你是八两，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量，真正考验你的人格价值的是你的值。有些人有很好的命运，他浪费了。有些人很悲惨，就像颜回一样，我们这边要找到像颜回那样悲惨的人，几乎没有。新加坡不可能，看样子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就是每一天，只能够喝水，连饭都吃不着这样的情况。颜回这样的人，他居然能够体现出儒家最高的价值。这对我们讲，是可以引发一些新的思潮。所以，我希望儒家的伦理能够为文化中国的智识分子，提供一个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样能够为中华民族，广义的中华民族的自我了解，认识全球的社会，乃至面向未来，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好的条件。----------------[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