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中华佛学学报第五期 1992.07 出版
　　　　　　　　　　　　　提要
　　194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注 1)，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 不是直接从梵文 B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 A ( 焉耆文 ) `pat` 和 B ( 龟兹文 ) 的 pud，`pud` 译过来的。一个字的音译，看来是小事一桩，无关宏旨，实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有关，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中有一个问题颇感棘手，这就是， 吐火罗文的 `pat`、pud 和 `pud` 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则是浊音。由於周燕孙 ( 祖谟 ) 先生的帮助，这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从那以後，虽然有时仍然有点耿耿於怀，但是没有认真再考虑这个问题。
　　最近几年读书时读到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新解释，觉得有必要对那篇文章加以补充和扩大，於是写了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
　　(注 1) 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本院成
　　　立第二十周年专号》，上册，页93-105，1948年。英译文见印度
　　　Sino-Indian Studies， Ⅲ.1， 2， Calcutta 1947， p.1ff。
　　　後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23-336英译文收入《印
　　　度古代语言论集》，页334-347: On the oldest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Name of Buddha.
一、「佛」字对音的来源
　　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1947年那篇文章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清音与独音的对应问题。原来我忍定了对音的来源是清音。周燕孙先生的解释也是从这个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时隔四十年，现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叮能看到的新材料，我们大可以不必这样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地去解决问题了。「佛」字的对音来源有极大可能就是浊音。
　　本来在回鹘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浊音，这我在那篇篇论文中已经讲过。可是我当时认为「佛」字是译自吐火罗文，对回鹘文没有多加考虑。这至少是一个疏忽。许多佛教国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归命，在回鹘文中是：
　　　归命佛　 (南无佛)　　 namo but
　　　归命法　 (南无法)　　 namo drm
　　　归命僧　 (南无僧)　　 namo sag
　　在这里，梵文buddha变成了but　。回鹘文中还有一个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bur梵文中的devatideva(天中天)在回鹘文中变成了tgri　tgrisiburxan(注 2)。burxan这个词儿由两个词儿组成，-bur，-xan。bur 就是buddha 。这个词儿相当於吐火罗文Ａ的ptankat(kassi)和 pattankat(dassi)，Ｂ的pudnsakte或(kassi)pudnakte。
　　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Ａ.von.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读若-r，中国人把tatar音译为　达怛　(古音以-t收尾)，也属於这个范畴。(注 3)
　　H.W. 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昱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但是「佛」 (Buddha) 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 西藏
　　　文 hbur 表示出八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 参阅 JRAS.(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1927 年，页 296。这个 -r 代
　　　表从尾音 -t 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 粟特文复合词
　　　pwrsnk*bursang 「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
　　　文变成了回鹘文 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 回鹘文
　　　( 在蒙古文中作为外语也一样 )burxan 的第一部份，可能就是
　　　这同一个 bur- 「佛」 ( 参阅 Mironov， 《龟兹研究》， 页
　　　74)。於是回鹘文tangri 　 burxan 意思就是「天可汗佛」，
　　　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　识的， 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
　　　burxan zrusc 意思是　 Burxan 琐罗恶斯德　。在另一方　，
　　　日文借用了带 -t的字， Butu(Butsu)。( 注 4)
　　他对t＞r的解释同A.von　Gabain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口恶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
　　───────────────
　　(注 2）A.von Gabain， Buddhistische Turkenmission， 见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1954 Otto Harrassowitz，
　　　Leipzig， p.171.(注 3) 同上书，页。
　　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Buddba变为but然後又由but变为bur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我先列一个表。
　　大夏文　　　　　　 buddha变成bodo，doddo，boudo
　　拜火教经典中古
　　　　　　　　　　　buddha变为bwt
　　波斯文(巴列维文)
　　摩尼教安息文　　　 buddha变成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　　　 buddha变成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　　　　 buddha变成pwt
　　达利文　　　　　　 buddha变成bot (注 5)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於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惟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大局，-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份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 ，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 bdg 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
　　　bgr， 在含有 bdg 的外来词中， 它们都需写成 ptk。 因此，
　　　pwty 这个拼法就等於 But- 在新波斯文中， butu 与这个形式
　　　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
　　　节中仍很明显。( 注 6)
　　───────────────
　　(注 4) Opera Minora， Articles on Iranian Studies，ed. by
　　　M. Nawabi， Shiraz Iran， 1981.
　　(注 5) G. Djelani Davary， Baktrisch， ein Worterb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 Handschriften， Munzen und Siegelsteine，
　　　Heidelberg 1982.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还指出来，Bunbhisn(注 7)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 Avesta中的Buiti这个字的(Vibevbat，19，12，43此章约写於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新波斯文证明有*Buti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buddha「佛」。(注 8)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贵贸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注 9)，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文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是。德国学者Franz　Bernharb写过一篇文章：《犍院罗文与佛教在中恶的传播》10，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院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
　　　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 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
　　　「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 *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　
　　　pudnakte 　串的　 pud-　与东吐火罗文　ptankat　相比)
　　　──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的 (晚出的) 形式。
证之以我在下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位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
　　───────────────
　　(注 6) Opera Minora， 页103。
　　(注 7) 上引书，页同。
　　(注 8) 上引书，页106-107。
　　(注 9) Bailey 在上引书，页107 注2中指出，Avesta Buiti 最後的-i
　　　　可能来源於东伊朗语言。这个-i就是上面讲到的半元音-y。
　　(注 10) Gandhari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njali, Papers on Indoorgy and Buddhism, O.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 ed. b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1970, p.55--62
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注 11)
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关於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
　　　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 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麽时候
　　　，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 换句话说
　　　， 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方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
　　　亚小国而中国， 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麽作用，只最佛教到中
　　　国来的过路而已。 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传语译过来
　　　的经典。 《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
　　　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个时候。 ……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
　　　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 像安士高、支谦、支娄
　　　迦识、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 到了这
　　　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 这些高僧居士译
　　　出的经很多。 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
　　　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 「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
　　　这时期。( 注 12)
　　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浪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份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
　　总起来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对音的来源》文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两个音节，正与汉译「浮屠」相当。伊朗语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个音节，正与汉译「佛」字相当。「浮屠」出现在前，「佛」字在後。这与我的推测是完全相符的。
　　我现在想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大夏语与《四十二章经》是什麽关系？犍陀罗文与《四十二章经》是什麽关系？伊朗语族诸语言与《四十二章经》是什麽关系？看来《四十二章经》是一部关键性的书，我在下面就围绕著这一部书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几点想法
　　───────────────
　　(注 11) 「佛」字有没有可能来源於伊朗语族的某一种语言？我认为，
　　　　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这有待於深入的探讨。我在这里还想补充
　　　　几句。在同属於伊朗语族的于阗塞文中的，「佛」字是balysa
　　　　，显然与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见 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注 12)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33--334。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过去是有争论的，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後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了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结论：1.《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注 13) 2.前後共有两个译本。（注 14)
　　　《四十二章经》与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有关。东汉末牟子作《理惑论》，首先叙述了这件事，以後记录者还很多。(注 15)据汤先生意见，佛法人华当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说：「求法故事，虽有疑问，但历史上事实常附有可疑传说，传说田单妄，然事实不必即须根本推翻」。(注 16)他的意思是说，永平求法还是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够成立的。
　　　《四十二章经》又与大月友有联系。牟子《理惑论》和以後的许多典籍都明确记载著，这一部经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论》说：「於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至於此经究竟是在何地译出，许多典籍记载中有明显矛盾意见：一主张在大月支译出，一主张在国内翻译。看来在大月支译出说，根据似确凿可靠。（注 17)
　　大月友号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踪飘忽不定，《前汉书》九六上《西域传》说：
　　　( 大月氏 ) 本居敦煌、祁连间。至简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
　　　单于杀月氏，以其头饮器。 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陆大夏而
　　　臣之。
　　───────────────
　　(注1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 年，商务印书馆，上，
　　　　页 32-33。
　　(注14) 同上书、卷、页 36-38。 汤先生非常慎重，他写道：「以上
　　　　推论，似涉武断。但合汉晋所引本经考之，则有二古本，实
　　　　无可疑。」
　　(注 15) 参阅同上书、卷、页16。
　　(注 16) 同上书、卷、页24。
　　(注 17) 汤用彤先生主此说。参阅同上书、卷、页31：「牟子所传，虽
　　　　有疑义，但决非全诬。若据其所言，斯经译於月氏，送至中夏
　　　　也。」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在西 汉文帝至武帝时。
　　这样一来，《四十二章经》又与大夏发生了关系。因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时，大月支已经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属希腊遗民，佛法大概在汉初已在这里流行。汉武帝时，张骞曾奉使到这里来过。《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
　　　　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 临儿国《
　　　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父日屑头邪，母
　　　日莫邪。 ……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
　　　帝元寿元年 (B.C.2)， 博士弟子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浮屠经》。（注 18)
　　这一段话说明了大月氏与大夏的关系，大月氏与印度的关系，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至於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号浮屠经》，是在大月氏呢?还是在中国？有两种可能，有两种意见。不管怎样，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这比《四十二章经》又要早了。
　　我在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理惑论》说，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写《四十二章经》，其中竟有张骞。这在时间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其中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这时大月氏是在大夏，因为张骞奉使大夏的故事，当时街谈巷论中必广泛流传，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张骞了。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把与《四十二章经》有关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以後，现在应该探讨此经的语言问了。在1947年的论文中，我说它是从中亚一种俗语译过来的，这种想法是对头的。但是，我当时不可能说出一种具体的语言。
　　最近梅村提出了一个新见解：《四十二章经》是从键陀罗文《法句经》译过来的。他正在撰写论文，他的详细论点我毫无所知。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它还牵涉到《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究竟是什麽，我就在这里先谈一谈我对於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参考。愚意认为或者尚有些许可取之处吧。
　　从表面上看起来，《四十二章经》与《法句经》不完全一样。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则二者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三时失名之《法句经》说：「是後五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 条别为品，於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日《法句》。 」《法句经》是这样，《四十二章经》也是这样。 所谓《四十二章经》，原来并没有「经」字，足徵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经」。 所以。汤用彤先生说
　《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其中各章，颇有见於巴利文各经，及中国典者，但常较为简略耳。」(注 19)两经的性质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异。《四十二章经》译自《法句经》是完全可能的。
　　───────────────
　　(注 18) 关於这一段话人名和地名等问题的考证，参阅汤用彤，同上
　　　　书、卷、页 50--51。
　　但是， 是否就是从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译的呢？还是一个有待於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根据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结果：
　　　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 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於于阗
　　　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掺入其
　　　中。(注 20)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译的。 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既然抄在于阗，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来源。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麽样子呢？ 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 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後，由於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 《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 包含著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 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 对於这种语言，我们过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 上面注⑸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boddo，boudo 等字就见於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 我相信，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 翻译《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 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 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 bodo，boddo，boudo 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 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强的某一种语言， 其中梵文 Buddha 变为but 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 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 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强发现，足徵《法句经、在新强是流行的。 这个犍院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 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 因为在後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 budhu，这个字可以译为「浮屠」。
　　───────────────
　　( 注 19) 上引书，页 41。
　　( 注 20)《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页 257，见《出
　　　　　土文献研究》第二辑。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 连带提出来是支谦、安世高等後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 对於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 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後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於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归华言。於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注 21)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 亦以汉灵之时，斋《道行经》来适雒阳
　　　，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 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
　　　（注 22)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
　　　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注 23)
　　　《维只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 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斋《昙钵经》梵本
　　　。（注 24)
　　───────────────
　　(注 21) 《大正新修大藏经》50·323b。
　　(注 22) 同上书、卷、324b--c。
　　(注 23) 同上书、卷、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正藏》
　　　　49·58c。
　　(注 24) 《大正藏》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
　　护皆遍学。……遂大斋梵经，还归中夏。（注 25）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注 26)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注 27)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於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
　　阿含》等。　宾沙门僧伽罗放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
　　《竺佛念传》：
　　於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注 29)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
　　之言。 (注 30)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麽呢？并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只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份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叮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後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识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强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
　　(注 25) 同上书、卷、326c。以上诸人晚於三国。
　　(注 26) 同上书、卷、327a。
　　(注 27) 同上书、卷、328b。下面还有两处提到梵文。
　　(注 28) 同上书、卷、329a。
　　(注 29) 同上书、卷、329b。
　　(注 30) 同上书、卷、329c。
(四)、几点想法
　　　现在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提出几点想法。
　　　1.1947年　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人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⑴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⑵印度→中亚强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麽时候传人中国的？通过什麽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待於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注 31)
附记：在写作过程中，提供资料、帮助借书，我的两位小友荣新江钱文
　　　忠出了力，附此致谢。
　　　　　　　　　　　　　　　　　　　　　　　　1989.11.2 写毕
　　───────────────
　　(注 31) J.Fussman, t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the kushans, 见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s
　　　　of Central Asia 的 Information Bulletin Issue 15,
　　　　Mosorg, 1989, 页57--66，其中谈到大夏语，可以参阅。
　　　　Second Talk on "Fu Tu" and "Fo"
　　　　Ji Xian-lin
　　　　Summary
　　　　　　In 1947, I wrote an article on "Fu Tu and Fo"
　　　　to examine and ascertain that "Fo" in Chinese oldest
　　　　translationof Buddhist texts was translated not
　　　　directly from the Sanskrit word "Buddha" bu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 `pat` " in Tukhara and the
　　　　"pud" and " `pud` " in Kuchea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one word seems to be trivial, yet it h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th and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lightly. In that article
　　　　there is one problem very hard to tackle with, i.e.
　　　　"pat", "pud" and "pud" are all clear sounds while
　　　　the ancient sound of "Fo" in Mandarin is voiced
　　　　sound. Thanks to Mr. Chou Yen-sun's assistance, this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temporarily. Since then,
　　　　although I still feel a little unsatisfied, I never
　　　　consider this problem seriously.
　　　　　　In recent years, I have encountered some new
　　　　materials about this problem o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ld materials, I feel it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and enlarge that old article. Accordingly, this present
　　　　paper is written.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1) The
　　　　source of the counter-sound of "Fo", and (2) The
　　　　deduction of the path and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Tu" and "Fo" in Chinese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