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师：
你好，问题如下：
你在书中说到“一套方法论观点的提出就是一套哲学解释架构的提出”，像劳思光的心性论中心或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均是如此，因此在我们对任何中国哲学中的理论作诠释时，使用一套方法论架构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在这便会先出现一个问题，便是我觉得把心性论中心与道德形上学当成是所谓的方法论架构，似忽是杜老师想出来的，像我去东吴口试时，我觉得那些教授所认为的劳老师的方法架构是“基源问题研究法”。
不过当我把问题转向应该注意劳老师的心性论中心时，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方法论这个词的解释在你和其它的哲学工作着似乎是不同的，而我觉得其它人的解释是比较宽的，也可以解释到你所认为的这一部份，而老师你的解释是比较严密了点，像上一期的哲学杂志中刘述先写的“论当代新儒家的转形与展望”中也提到方法论的省察，其中提出了用诠释学的方法去看中国哲学，他所谓的方法论与老师所谓的方法论架构有何不同呢？
我觉得老师所提出来的定义是很宽，可以解释何为方法论，但是你提出来的例子又是很偏向一边的。
然后关于“本体，宇宙，功夫，境界”此四个进路的方法论诠释进路会不会是一种判教？
首先，我会觉得它不是判教，因为依佛学中的判教是把一部经典或是一个派别用这个派别所定立的定义分派到它被认为的部份去，例如某个经典可能在天台判教的五时中属于方等时的，但是在老师的这四个诠释进路上来说，中国哲学中的任何一个理论包括佛学，它很可能包含了本体与功夫与境界等层面，所以它不像佛学的判教，但是把判教这个词放松点来解释，只要是一个方法论架构，是否就像佛学的判教一般？
其实上面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点无聊啦，不用一个方法论架构，那如何去作学术的研究勒？
可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方法论，又是一个问题，像老师认为中国哲学中功夫与境界是中哲特有的相貌，应该要将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此二问题做为诠释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其汇入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解释架构中形成“本体，宇宙，功夫，境界”
四个进路，但是中国哲学有没有例外？
这我不知道，至少目前我念过的你教过的都没有，可是我老是觉得你在讲到某些部份像两汉时期的时后，或是一些哲学观点它没有成为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的时后，就没办法用上这个方法论架构了。以上便是我的问题。谢谢。
祝：
安好！
涵青
回答：
方法论这个概念在我的使用中直接指称一个解释体系，这当然是比较窄的用法，在这样的使用定义中，劳先生的基源问题研究法我会称它为研究方法，就像我在老子书中所提的哲学观念研究法一样是一个研究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针对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至于针对中国哲学的理论研究时，不论是用基源问题研究法还是哲学观念研究法，最后都要直接面对经典诠释的问题，就是要去说出到底哲学作品里面说出了什么观点，并且在解说哲学作品的观点的时候还要在解释架构中预先透视出不同作品在比较时的定位上的差异，所以心性论中心是一个预含有判断立场的解释架构，而牟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也是一个预含有判断立场的解释架构，因为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哲学作品时，熟优熟劣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我所提的四方架构，本来只是要当作解释中国哲学作品的分析架构，不过当中国哲学作品都在这个架构中被解析了以后，大概熟优熟劣的判断也会出现的。不过要去判断熟优熟劣的工作我还在研发当中，其实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立场我已经有了，但是要去把真话说出来还必须有更多的分析的工具，劳先生的心性论中心及牟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都不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命题，而是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以及数百万字的原典解读的实战累积。佛教的判教本来也只是一个分析的架构要去把经典的地位给区分开来，只是当区分开来之后高下优劣即已见出，因此说为判教，亦即说为一个评判教门优劣的解释系统。解释系统是应该要能够评判教门优劣的，中国哲学都是人生哲学，人生是要追求最高境界的，什么是最高境界呢？这么多的理论谁才更好呢？因此在介绍中国哲学的同时就应该预含了可以比较中国哲学的视野，因此提出一个解释架构就应该要能够判教，而判教的结果乃基于解释架构的型态，所以解释架构的建立实是判教的关键，因此解释架构的研究便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逻辑上的更重要的问题，只是没有先使用解释架构来解释中国哲学又怎么知道解释架构适用于中国哲学呢？因此我们看到劳先生及牟先生都有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解释的实战累积。我所提的四方架构也是要使用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它还需需要实战的累积，等累积足够了以后它会生产出评判体系优劣的工具来，届时它才够资格称为一个判教的系统。关于解释架构的研究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研究，解释架构就是方法论进路的解释系统，我们可以把解释架构的研究当作方法论的课题，也可以把解释架构就说成是方法论，重点不是在方法论或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怎么区别，而是在哲学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解释架构的问题，基源问题研究方法及哲学观念研究方法都是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重点是在强调我们所进行的是哲学理论的研究而不是研究其历史心理社会背景等思想史的问题意识。至于解释架构则是预含了评判高下的哲学观点也就是哲学立场，劳先生说哲学研究是必须要有立场的，没有立场就是没有观点就不是研究哲学理论的真伪性，哲学是要说明真理的，真理是要追究真伪的，至少要追究真理的适用性，适用性愈高则真理度愈强，就中国哲学在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而言，真理性愈强即是境界愈高。解释架构要能够将境界的差异予以解明。我的四方架构就是企图透过这个架构将儒释道诸学的境界差异更加显明化，显明之后熟优熟劣必然就清楚了。你提到刘述先先生谈方法论的观点，重点可以不是关于方法论概念的定义及使用，但刘先生于形上学的省察一节中所提的解释学问题，提到狄尔泰海德格与高达美，它们的理论或许都可以用来作为中国哲学的解释架构，重点即在必须实作解释，并且在解释中使得中国哲学理论作品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儒释道三学所争议的最高人生境界的问题能有评价的能力。解释架构可以有很多套，研究解释架构特别是研究针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解释架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是这样定义的。你说到汉代哲学有一些作品似乎不能完全适用这四方架构，这有几个面向，第一，必须更有经验地使用这四方架构才能更准确地以之解释汉代哲学的若干作品，第二，所有哲学作品都有它自己在理论问题上的侧重以及继承，因此在理论体系中是会有不表现出某一方问题或特别表现某一方问题的现象，被它表现的就是它的主要进路，不表现的就是它预设了学派的立场的部分。第三，理论体系有可能是不一致的体系因此在四方架构的检证中有可能发现矛盾的现象，这就说明了这是一个不成功的理论，它固然仍有许多意见，意见或许仍是真理，但是并不能够以理论体系予以证成，于是我们就不能判断它是否是真理，哲学理论就是透过理论建构把真理命题予以证成，不能建构体系完备的理论的真理就不是哲学真理，至于它到底是什么那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去研究吧，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以理论体系的建构证成真理命题的真理，拥有了真理就要去信受奉行，即知即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是这样进行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