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认识佛教，继而发展到信仰并修学佛法，已近二十年了。经过这二十多年的佛学修习，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学佛贵在致用”这么一条真理。
1978年，我由于读书过于用功而闹病，我那已故的忘年交衡山张仲阳居士便用毛笔抄写了《阿弥陀经》、《金刚经》等法宝给我。这在那文化刚刚复苏的年代，能够闻知佛法，实在是我一生莫大的福份了。然而，当时我作为一介书生，注重的是知解，便将张老手抄经典中的名相，一一从辞书中检索出来，并逐段作出章句文字。今天回想起当年的作法，委实是有些幼稚可笑。但是，若没有当年的那段启蒙熏染，我也许没有今天的学佛认识。因而，每当我摩挲着从前的注疏文字，便回想起仲阳居士来，四恩难报，由此足可明之。
可是，仲阳居士不久便撒手西去，使我在佛学方面失去了一位导师。但不久，随着政府对佛教的开放，过去曾一度作为厂房或作坊的伽蓝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旧观，曾一度因极左政策被遣散的僧尼也相继回到了寺中。这一转折，对于振兴佛教、弘扬佛法，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裹随在信众中，我也常到寺中礼佛，也常参与一些佛事活动，但更多的方面仍是将学佛心得撰写成文字供佛刊使用。
此后，随着修学阅历日深，也常到佛学院去开讲座，参与一些佛学研讨会。1993年，湖南省成立佛教文化研究会，我当选为常务理事（现为副会长），同时还主持了在南岳召开的首届佛学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湖南佛教文化论丛》第一辑。从这开始，似乎有点将佛教学术化的趋势，于是我辞掉了论文集的组编事务，开始朝修学结合的道路走，这才逐渐有了今天的切身体会。
事实上，如来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主要是为了解救嬉戏于火宅中的孺子（芸芸众生）而出现的。至于佛陀的开导众生出离火宅，观其根机，方便圆融说法，以故流传到后世成了各种经论。我们今天如果背弃经论，自然会落入野狐外道。另一方面，如果将经论当作学问来研究，也将会成为单纯的学问而失去了学佛的受用。当然，有的居士不研读经论，他们常到寺中作佛事或作功课，这对于培养善根，自然十分殊胜。但另一方面，如果仅在佛寺中作佛事时一心向佛，而出了寺院便遗忘或淡化了，那也将会失去了学佛的真实受用。惟有在寺在家，皆一如念佛，才会有一段学佛的真实受用。
另一方面，学佛者应临难勿苟免，才可以从中体验到佛陀无碍的慈悲，因为，佛陀的言教本身就是解除众生疾苦的良药。我本人以无量劫的夙孽之故，一生命与仇谋，处处福薄，一生坎坷。过去，我曾怨天尤人，甚至引司马迁《伯夷列传赞》中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以泄愤。自从深入学佛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要在逆境中活用佛陀的教导以解除身心痛苦，这才有一段真实的受用。倘若是有人骂你，你不必恼，只要念一声佛，请那骂者替你消除夙业，你便当下心平气和了。倘使有人无端地诬陷你，让你承受不住时，你也大可不必扼腕以斗；或者是投身汨罗江，你不妨在这时念一声佛，以将夙怨消除。要知道，如果硬要将是非曲直弄个明白的话，那便不是娑婆世界了，娑婆本身就是一个聚结天下一切不合理现象的集合体，你处在其中，若不会安忍，便只会自寻烦恼。例如宋代的苏东坡，他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恐怕不只是乌台诗案时应该自杀，他一生简直可以自杀几十次了。可以说，苏子的随遇而安于逆境，正好体现了他学佛的实际受用。
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人生是充满了痛苦的，人们才会想到要学佛，这样，人生的疾苦也成了学佛的逆增上缘。与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生相比，坎坷的人生似乎还易于增进人们的道行，因而有志学佛者，大可不必临难苟免，而应在险难中培养自己的道行。
佛法是活脱脱的，也是无所不在的，关键在于学佛者如何去切实地体验，如何去时时致用。相反，如果是在寺中作功课时念佛，离得寺院便派不上用场；或者在钻研经教时能念佛，离开了书本便派不上用场，那便不是真正的学佛。因为，学佛贵在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