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自佛教导航

保 富 法

聂云台原著 王潮音整理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于1942、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一时传为佳话。聂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孙,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向人们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对财物的取舍,与后代子孙的昌达有莫大的关系。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越大,聚敛愈多者,其子孙最衰败。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放远见识,宽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径。

 

上 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象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平生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还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所需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阙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来乞者。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如此的大富,却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么?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百万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最后的结论: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上述范文正等数公,就属于这种。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们不能使子孙常保富厚,都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只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却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简单的说,就象看日历,他们只看见初一,却不知道明天还有初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也就是说,违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认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但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欣然赞许的。

 


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着、第三着跟着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就拿下棋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愈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象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又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 篇

  去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的全文,这才将此文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四十里处),正好碰到严冬发生瘟疫,经公医治患者,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患者,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患者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患者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付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象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象他这种大善人吗?)《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患者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去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涵意。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曾文正公曾称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为“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居安思危。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详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常,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书 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着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着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着华丽衣着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着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象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着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着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象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分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

清凉书屋收录  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