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合一的茶道，也是一种禅门艺术，自然合乎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这七种特质。因此，把这七种特质，视为‘侘数寄’的注释，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事了。被尊为日本‘茶圣’的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侘数寄’茶道，曾以下面这首诗歌，说明他建造茶屋（数寄屋）的理念：一眼望去/没有花朵/没有着色的叶子。海滩上坐落着/一椽孤寂的茅屋在秋夜朦胧的/微光下把这种‘侘数寄’的茶道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千宗旦曾撰有《茶禅同一味》五卷，阐明禅道和茶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卷的标题是：“茶事以禅道为宗‘，并在内文说：”一切茶事所用，皆不异于禅道。’禅茶之器物，并非美器，亦非宝器，更非旧器，而以圆虚清净之一心为器。此一清净为器，系禅机之茶也。以名器著称供世赏玩之茶器，何贵可道。为饮一茶而购置无价之宝器，秘藏于库当宝，又有何益可言。总而言之，不管也不该谈论器物的好坏。去掉善恶的两样邪见，于自己心中素求实相清净之器物。 引文说到‘圆虚清净之一心’才是真正的清净的美器、宝器。千宗旦似乎特别重视‘圆虚清净’和‘一心’；因此，《茶禅同一味》对于‘一心’有这样的解说：“一心之器，并非人的作为陶铸之事物，系天地自然之器也，故具足阴阳日月，森罗万象……。‘而对于’圆虚清净‘，则有下面的解释：不断奋起勇猛心悲切尽禅茶工夫，即能免王者的牢狱，死后关闭三途之门户，必定能升天得道。有如此成就者，谓之天地同一，圆虚清净之宝器。亦把此称做禅茶之机。古瓯陈器，非凡的奇玩，与之相比又有何价值可言。 无疑地，这种茶具观，乃是从无形的、形而上的‘心’，亦即禅道的观点，来阐释有形的、形而下的茶具。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伪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