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佛教
茶，它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讲的是：茶，作为当今世界的三大饮料之一，它发源于中国古代神农时期，在秦皇汉武时己形成饮茶之风，唐代、宋代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流传国内外。
“茶”字，古时代称“茶”为“荼”，何时少了一笔的呢？那是在唐代开元年间，编了一部《开元文字音义》由唐玄宗作序，书中改“荼”为“茶”。“茶”字由草字头、“人”及“木”字三部份构成，“人”字在草字头之下，“木”字之上，意为人在草木间，孰能不喝茶，也表示引导人类回归大自然。
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并使饮茶之风流。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所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把饮茶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茶宴上，谈经（佛经）与论道（茶道），以茶为载体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
当代中国佛教协会主 席赵朴初先生曾书写过一首五绝，诗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原意是：豪饮七大碗玉液琼浆滋味无穷，但比不上品一小壶香茗的真情趣。拥有千百条高僧的偈语又如何？参尽枯禅皆不是，还不如放下一切，喝壶茶去。寓意：品茶和学佛一般可得宽性宜情之举。赵朴初是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又是茶文化协会会长。他平生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喜欢喝茶，自称“茶篓子”。
著名的书法家启功1989题诗有云：“今古形殊义不差，古称荼苦近称茶。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宇千金百世夸。”
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艺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佛一味”。本文以：佛与茶结缘、以茶助禅、名寺名山出好茶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不对之处，批评指正。
佛与茶结缘，茶味禅味是一味
茶文化是茶艺与人的精神的结合，即为茶道。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调心、调身、调食、调息等，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此时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佛理博大无限，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求得对"苦"的解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讲：“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具有的苦中有甘的特性，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茶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茶道的本质，是从日常生活中感悟人生的哲理。佛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 静虑，从平凡生活中去契悟大道。学佛的人是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而饮茶也自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道家，还发现茶与水的特殊关系，认为“道”的性格像水，能以柔克刚，而茶是吸收了天地精华，又得到水的帮助，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古代茶艺中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贯彻进去，让人置身于一种天地人和谐的气氛之中。
佛法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即：放下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等，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蓝天碧海，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茶，是使人自然清净的媒介，拥有一套精湛的茶艺技术，将自己的身心与茶的精神相沟通。儒家以中庸和谐的思想为指导，以茶协调人际关系，事先互爱、互敬、互助的道理，以茶的高洁清廉精神，磨砺自己的意志。主张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雅心，以茶培养廉洁之风用于伦理，提倡教化。品茗时，敬怡的心情，清雅的环境，和谐的茶友，精致的茶具，无不包含着儒家的美学精神。茶的那种宁静，淡薄的品格，十分符合儒家所推崇的中庸和谐精神。
佛家““普度众生”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兴衰与发展。以“不打诳语”，推诚实、信用；以“慈悲为怀”，讲宽容、团结。在佛门弟子中，茶是使人明心见性的雨露，可以平等的浇灌到每一个教徒的心中，使人明心见性。茶，使人清醒的看世界，也能清醒的看自己。中国禅宗认为佛在人心，主张顿悟，认真修行。修行关键在坐禅，这一点与道家相通，都主张通过身体的修炼，达到精神的升华。所谓“茶禅一味”：禅要学茶的清寂态度，和敬风格的一种精神。中国茶文化以培养人的明澄心境和洁身自好的精神。
尽管三教的品茶意境各不相同，但三教哲学思想内涵的共通之处，都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一杯清茶，融入儒、道、佛的思想精华。陈香白教授提出中国茶道“七义一心”说法，涵盖茶艺，茶德，茶理，茶情，茶学的七种义理，其核心思想是“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体现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精神的和谐。
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与超脱。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茶坛宗师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的功效，也遂步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在南方寺庙，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这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僧与茶结缘，佛门也流行一禅语：“茶味禅味是一味”。茶性洁净，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份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许多僧人好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对僧人好茶饮的风气，古代诗人陆容有诗咏道：“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
佛教坐禅饮茶,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佛教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人，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
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中国茶道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认为茶道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中国茶道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人只有达到人化自然的境界，才能化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才能从茶壶水沸声中听到自然的呼吸，才能以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去契合客体的自然，才能彻悟茶道、天道、人道。中国茶道“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寄情于山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养生保健的实用价值发生作用,倍受人们欢迎。当茶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茶艺中贯穿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与高深思想,这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达到修生养性的目的,是为茶道。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佛教与饮茶人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然,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亦极爱茶。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内容更加丰富,走向社会。出现了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等茶文化的新局面。
唐朝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指月录》书中载道：有两个和尚欲拜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
天下名山僧侣多, 名寺名山出好茶。
茶味禅味平常心，佛禅茶禅吃茶去。
僧侣大量饮茶、植茶,为普及饮茶、推动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唐代佛教发达,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僧人饮茶,获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长寿。以“茶”字象征长寿：茶字以草字头，与“廿”相似，中间的“人”字与“八”相似，下部“木”可分解为“八十”。“廿”加“八”再加“八十”等于一百零八岁。所以把一百零八岁的老人称为“茶寿老人”。久而久之，许多人便将“茶”字代表长寿。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849年)时,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宜茶树生长,这就为爱饮茶的僧侣们植茶提供了条件。《庐山志》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僧人植茶十分讲究精耕细作,故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名山普陀山“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们种植相传不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与佛教的天然因缘。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在寺庙里一有时间，便邀请茶文化人讲研究茶的采造、品饮技艺和写书作诗，宣传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清初王草堂《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现福建武夷岩茶的制法仍保留了这种传统工艺的特点。
伴随着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茶的发展，明清时又出现了用小壶小杯，冲泡品饮的功夫茶法。壶泡法是清饮，不加作料。撮泡法在明朝使用无盖的盏、瓯来泡茶，清代在宫廷和富户中，用有盖和托德盖碗冲泡，便于保温、端接和品饮。现代又采用有柄有盖的茶杯冲泡或用敞口的玻璃杯来泡茶，透过杯子可观赏汤色、芽叶舒展的情形。这都是明清茶人的杰出贡献，今天我们的泡茶方法仍然是沿用了明清时期的泡茶道。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
还有：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据古书记载的有：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杨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天台雁岩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北苑凤凰山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渚吉祥寺、四川唐应灵县金山寺、绍兴云门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洞山寺，及岳阳白鹤茶产地立鹤寺僧园等。当饮茶之风在全国大小寺庙盛行时，寺院种茶、制茶也与之相行，许多寺院建有茶园。由于寺院均在高山上，其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所以，它产出来的茶均为名茶，其中大多数为贡茶，并且是高山寺庵中僧尼精心创制的。如：碧螺春（碧萝春）茶，产自江苏洞庭山碧萝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乌龙茶的始祖福建武夷山的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著名的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乾隆最爱饮的君山银针，则产自君山白鹤寺等等。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创造了饮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僧侣们饮茶如果只停留在养生提神、清思助谈的阶段上,则佛教远谈不上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随着禅宗及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僧侣们饮茶开始由茶的养生医疗物质功能，向佛理与茶道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功能过渡,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道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茶禅一味。在我国历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艺、乐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一生爱茶,作有许多茶诗。他特别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诸禅师,得“心地法门”,把禅学、诗学、儒学三位一体来理解。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咏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碗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和宇宙融为一体,求美妙的韵律,精神爽朗。这与禅宗的“静心、顿悟”相一致。在饮茶中得到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故言：饮茶者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理与茶道即合二为一。皎然在他的茶诗中提出“三饮”说，提出了饮茶“涤昏寐”、“清我神”、“破烦恼”的观点，丰富了茶道的内涵，指出了饮茶修道的创意，较之刘贞亮的“茶可行道”之说，更进一步强调了“道”的内涵。宋代的南屏禅师,深通茶事,对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能对茶“得心应手”者,必是精于茶道之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提出的饮茶“七碗”说，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皎然的“三饮”说。卢仝诗中的“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与皎然的“涤昏寐”相吻合；“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是指喝了三碗茶就能充分领悟老子的五千言的《道德经》，洞察幽深，进入了皎然说的“得道”的境界。至于“七碗吃不得”，是说吃了这碗茶就会羽化成仙，进入了比得道还要高尚的境界。对茶道精神概括为：“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又突出了茶的清、淡品性和涤烦、致和的功用。
在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经过陆羽《茶经》、刘贞良“饮茶十德”、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等反复张扬，逐渐将饮茶从物质方式的需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追求，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煎茶炙茶之法”的“煎茶道”，使得饮茶成为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致以羽化成仙的精神家园。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唐代中晚期，经五代和北宋诸代至南宋而亡，历时约500年，曾流传至日本和朝鲜半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煎茶道之所以盛行，还因为陆羽的《茶经》得到皇帝的赏识。召他进宫为皇帝烹煎茶汤，受到赐封。这对饮茶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宋代是我国饮茶史上最为繁华的时代。这首先表现为关于茶和饮茶的著作迭有问世，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蔡祥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赵如丽的《北苑别录》、松子安的《试茶录》等。撰写这些茶著的作者，有皇帝，有官吏，也有布衣知识分子，反映出上上下下对茶叶和饮茶的爱好与关注。特别是作为皇帝的赵佶提出，饮茶可以“祛襟涤滞、致清导和”，达到“冲淡闲洁、韵高致静”的效果，使得“缙绅之士，韦布之流”，形成了“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的风气。
唐宋时期, 饮茶成了寺院佛事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寺院中也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和茶宴。在僧侣多达千人的茶宴上,坐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僧人一一献给宾客,称“献茶”；宾客受茶后闻香品尝,称赞茶叶好、主人品德高。这样把佛教清规、饮茶礼仪与佛学哲理人生观皆融为一体,开辟了中国茶文化的新途径。
在各民族的佛家引导下，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 、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 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饮茶与喜庆婚礼， 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特色。比如藏族的酥油茶、白族的三道茶、傣族竹筒香茶、侗家打油茶、蒙古族的咸奶茶、土家族的擂茶，都是很有名的。如：土家族长阳人，招待客人最隆重的礼节是奉“四道茶”。第一道茶是“热清茶”，也就是“烤罐茶”；第二道茶为“油汤茶”，是在茶中加入少量香料；第三道茶为“米脂茶”，茶中掺入了米花和糖；第四道茶为“鸡蛋茶”，内加鸡蛋一个。长阳人把这四道茶概括为“亲亲热热”、“香香喷喷”、“甜甜蜜蜜”、“团团圆圆”，将人间真情和美好祝愿融合茶中，道出了四道茶的寓意和全部内涵。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中国人饮茶，决非单纯为了解渴。茶，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一个精神领域，成为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等等。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讲：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中国茶文化，不仅风靡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在15世纪以后逐渐传到欧洲,传向世界各地。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并把茶种带回日本的，是日本的学僧最澄和僧人荣西。其所著的《吃茶养生记》奠定了日本茶文化的基础。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加以改造,形成闻名世界的日本茶道文化。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 茶圣”陆羽相提并论。至今的九里沟还有玉川泉、品茗延寿台、卢仝茶社等名胜。
中国茶农有句谚语：生在山里，死在锅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这个谚语，形象生动，颇有创意。茶本来生长在山里，茶叶采下后，投入高温的炒茶锅杀青炒制，茶叶的生命活动停止，制好的干茶，贮藏于茶叶罐里。干茶放入茶杯，经开水冲泡，芽叶舒展，栩栩如生，生意盎然。茶，荣幸地被中华民族所选中，并长久的保存发展。重要的是，它被人提炼，凝结成一种“茶文化”，从而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而被历史所承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