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为唐伯虎所写的明代著名色情小说《僧尼孽海》中有一章题为“西天僧、西番僧”，大肆渲染和色情化元代宫廷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并将其修法附会为汉地所传房中术中的“采补抽添九势”，即所谓龙飞、虎行、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鱼游和龙交等九势，极其荒唐。在这部双修法要门中提到的几种动物姿态，也常见于其他道果法的仪轨中，通常有所谓象叠、虎啸、龟行、狐嗅、猛兽吐等势，它们自然与汉地房中术中所传的“九势”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动作指的是行者在修习欲乐定的过程中令明点任持、回返和周遍的一些辅助行为。应该强调的是，修习“大喜乐禅定”的关注点是行者自己体验四喜的觉受，行者与明妃之间的互动和明妃的觉受显然并不是“秘密大喜乐禅定”的关注点。
经此前述五大修行步骤，行人将渐次经历四种喜乐，分别是初喜、上喜、离喜和俱生喜等，最终得证“乐空无二”之等持。这四种喜在不同的修法和不同的修持阶段都有不同的觉受，例如有所谓依宫四喜、依渐四喜、依所断四喜、依自体四喜等等。其中所谓依渐四喜者，“始从观色乃至相触发生乐者，即初喜；么辢（金刚）及割戈辢（莲花）相合时发生之乐，即上喜；略为研磨交欢时发生之乐，即离喜；三种正和合时发生之乐，即俱生喜也”。上引这篇要门中提到的“三种四喜共十二种喜”，指的分别是顺生四喜、逆生四喜和解开脉结之四喜。明点从顶轮依次降至密处，所生四喜为“顺生四喜”，从密处逆返至顶轮则为“逆生四喜”。通熟这两者后，可由解开微细之脉结产生喜，解开粗脉结产生胜喜，令风心汇聚于中脉下端为差别喜，解开中脉结时产生俱生喜，此即名为“解开脉结之四喜”。行者于整个修持“秘密大喜乐禅定”的过程中，只能施放“十六半半四分一明点”，分别用于秘密灌顶、手印母和制作甘露丸等，其余四分之三的明点不能漏失，当散发、圆融于全身。
至行者得生俱生喜时，便会生起广大空乐等持。行者所得之俱生智与其自性无二，此时于轮回界或者涅盘界显现的万有诸法，在行者眼里都已成为空乐无二之境界，于是觉悟在这个轮回中显现的苦乐等相，都不是真实的，它们是幻有、是空性。行者证得这一俱生智慧之时，世间的一切显现、现有诸法，同时也都显现为无漏之大喜乐。至此，行者之欲乐定修行功德圆满，证成了佛果。
以上所描述、解释的这个“空行秘密道大喜乐”修法显然要比《庚申外史》中所描述的“秘密大喜乐禅定”严肃、复杂和精致得多，像“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这样的内容无疑与真实的“秘密大喜乐禅定”修法无关；元顺帝修“上都穆清合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或确实是“为大喜乐故也”，但那一定只是为了获取俗世、有漏的大喜乐，而不是为了修习超凡、无漏的“秘密大喜乐禅定”。
密教研究正在不断深入，曾经是秘密的“秘密大喜乐禅定”于学术的角度今天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它更是汉藏文化交流史上一段需要认真总结和清理的历史记忆。但是，在揭开了“秘密大喜乐禅定”之秘密后，我们依然没有彻底消除这样的疑问：成佛的法门多至八万四千，何以还曾有此“双修”法门呢？正如《玄义卷》中所问的那样：“问淫声败德，智者所不行，欲想迷神，圣神之所远离，近障生天，远妨圣道，经论共演，不可具陈。今于密乘何以此法化人之快捷方式、作入理之要真耶？”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密教当作佛教堕落和世俗化的结果，是佛教走向消亡的开始，这无异于承认密教是一种变态、腐朽的宗教形式。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无疑失之简单、粗暴，无法解释听起来已经堕落了千余年的密教为何腐而不朽，于今日反而愈演愈烈了。还有人坚持认为“双修”不是实修，而是一种精神性的观想，密教仪轨中出现的那些十分出格的文字，不过是高尚纯粹的、去情感化的，甚至是脱离肉体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符号。这种说法不顾“双修法”的存在确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失之求凿过深。如果可以把实修的“欲乐定”当作淫乐的话，那么观修的“欲乐定”至少也是意淫，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笔者以为，对“欲乐定”这样的双修法何以成为一种可以度人成佛的方便法门，密教自己给予的解释应该是最应该得到重视的，也是迄今所见各种解释中最有说服力的。它的基本思想是说：密乘是一种转位道，可将五害烦恼转为正能量，将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返为成佛之道用，成为密教行者走上成熟、解脱之捷径。如来之所以要设八万四千法门，全是因为有情化机之根器千差万别，若要救度他们全都脱离轮回，非得随机应变不可。所以，对于能弃舍烦恼而修道者，佛陀示以显教道，对于不能舍离烦恼而修道者，佛陀示以密教道。佛陀令嗔忿者修拙火定，令愚痴者修光明定，令无明者修幻身定等等，以毒攻毒，使五妙欲都成为修道之法门和成佛之善巧方便。
“欲乐定”和“空行秘密道大喜乐”在密教修法中是为下根有情设计的一种以贪欲为道用而修习的法门。密续中有云：“若有贪欲情，以欲中调伏，此例禅定者，正教邪不解。”还有：“古德云：万法庄严，不憅无托。欲渡巨海，非舟何倚？若有愿乐之心，而不行愿乐之事，真珠见其果，如绝粮之人，心存百味，于其饥恼，终无济益。当知欲求胜果，必须心事俱行”。换言之，对于有欲乐之心的人，要渡欲乐之巨海，必须修习欲乐之事。
这样的解释多见于密教文献中，它无疑能自圆其说，也不难理解，可是，密教的“双修法”却依然长期受人误解和诟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是人们不想或者很难把世出的双身修法与入世的男女性爱区分开来。人们或更乐于把密教行者严格按照仪轨修习“欲乐定”而证得之无漏大喜乐与俗世凡夫花天酒地、骄奢淫乐而获得的充满杂染的性福混为一谈。世人显然把他们对俗世性爱之意义的迷茫和纠结带进了他们对密教性爱的理解／ 误解和批判之中。其实，密教的性爱与俗世的性爱有着很多根本的区别，它的清净修习应当既不是受性冲动的驱使，也和世间男女为之生、为之死的爱情无关，其目的既不是为了繁衍后代，也不是为了男女间的性福，密教的大喜乐不过是证得“乐空无二”之成佛境界的工具或者道路。显然，要理解密教之“双修法”的宗教意义，人们首先要把密教性爱从世人对凡俗性爱之偏见和纠结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密教上师从一开始就对这两者做出了严格的区分。印度另一位著名的大成道者因嘚啰菩提就曾经这样说过：“从二根出乐，诳说是真如，以此为大乐，诸佛未曾说。”所以，若有浅见、浅智者，不假修进，却将寝交刹那、愚寐交会，当作修习智惠，然后言悟真如，生大欢喜，自称成佛，那是作孽犯过，绝不是密教所说的清净的“欲乐定”修法。
与前述今日俗世之性爱已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不同，密教双身修习的目的自始至终非常明确，与明妃双修的行人在开始修行前首先要发如下宏愿：“以即彼凡夫之贪欲为道，以大悲心，次第将此凡夫之贪欲转成遍起之菩提心，为利益一切有情，证得正等佛果。”也即是说，修此欲乐定的目的是为了将欲乐转为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即身成佛。于此喜乐只是可以转为道用的工具，而绝不是双修的目的。此外，若修习行人能够按照上师制定的要门而修“欲乐定”，则“无始至今所积恶业，悉皆消灭。一切福惠，速得圆满。一切障碍，悉能廽遣。一切成就，尽皆克获。若依行印不二加行，修习一次即是依住所，即是增长、究竟禅定，诵咒，广大施食，广大集轮供养，广大烧施，即是挕（摄）瓶福足，亲诵忏悔，一切法行，悉皆具足”，行人何乐而不为呢？相反，若“不信其义者，此人决定现世受其贫穷、官事、口舌、一切疾患，直至临终失于正念，死后堕落三途，受无量苦，世世不能见佛闻法，既有斯报，决应信受”。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元末宫廷中修习“秘密大喜乐禅定”当作末代蒙古皇帝荒淫无耻而玩弄的淫戏，其实在藏传密教传入中原以前，中国古代皇宫内发生的种种腐朽、荒唐的淫乱故事早已经史不绝书了，历朝之末代皇帝骄奢淫欲听起来是家常便饭，绝非是受了西天僧、西番僧蛊惑的蒙古大汗的专擅的拿手好戏。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淫欲，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大概不需要非和明妃或者天魔舞女双修不可。而自元朝开始，元、明、清三代的大部分皇帝都对藏传密教十分热衷，其中也包括十分有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和清高宗乾隆皇帝等等，很难想象他们信仰和修习藏传佛教都只是为了和明妃双修，以享受有漏之大喜乐。退一步说，我们与其相信皇帝修习“秘密大喜乐禅定”是为了他们垂手可得的淫乐，倒不如相信他们或另有企图，譬如说是为了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