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总是想,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皆是劳心之人。他们从忧愁忧患的年代走到当今这个时代,迅速的时代转换和激烈的社会变动,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理上背负了沉重的负累,使他们身心俱疲、精神困顿。用季老自己的话说,他们这群人排着队向着八宝山走,不时的会有人插个队,捷足先登。
读了季老的回忆录,了解了季老对于养生的经验,联想到季老98岁的高龄辞世,我才真诚地认为,知识分子也是可以长寿的。
季老一直坚称他的养生之道没有秘诀,一直淡泊而朴素地贯彻他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他曾应《羊城晚报》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嘀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养生之术,这“三不主义”应该就是所谓的“秘诀”了。
要季老牺牲读书写作的时间去锻炼身体,那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所谓的“不锻炼”,并不是真的不锻炼,而是不去刻意地锻炼、为了锻炼而锻炼、活着就为了锻炼。他是非常反对这种所谓“锻炼主义”的,他认为那样的锻炼给心理上增加了太多的负担,因而得不偿失。其实他本人也很喜欢运动,爱打乒乓球和游泳,后来因为感觉时间紧迫而放弃了很长时间。
季老的时间总是很紧张,而且利用了几乎所有的时间来学习和写作。在《罗摩衍那》的译后记中,他写道:“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法子。”这种季老式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季老在吃上是不讲究的,所谓“不挑食”,大体是“从不挑肥拣瘦,物不分东西,味不分南北,只要适口,便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好吃的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季老还说过一个笑话:一名化学教授吃饭时仔细计算卡路里、维生素的数量,一顿饭所用的公式几乎等于一次实验,饭费比别人多几十倍不算,人却瘦得干巴巴的。
季老一向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过一直是保持简单的饮食习惯,且以素食为主。在季老住院前,《北京晚报》一名记者曾与他共进早餐和午餐。早餐是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季老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年纪大了,装上假牙继续嚼;烤馒头片,先生吃了几十年,而且一吃到底。
此外,季老的生活朴素也是在北大出了名的。传闻一个新入校的学生,报道当天遇到季老,见他穿着如工友,便请他帮忙看行李,自己跑去报到。结果后来才知道,此君便是海内闻名的季羡林。
我想,季老长寿的最大原因,应该是他所说的“不嘀咕”。他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见马克思,绝对论资排辈。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一点都不着急。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季老一生磨难坎坷,“二战”时滞留德国长达10年之久,与家人音讯断绝,前途渺茫,回国后夫妻长期分居,妻儿老小在山东,他一人伶仃在北京。“文革”期间,先生遭到冲击,受到诸多非人待遇,“当时,我被迫掏大粪、看大门,但我坚定人生的信仰,犹如达摩面壁参禅般地脱离纷繁尘世,进入自身的‘净土’,反倒使自己的思想异常活跃起来。“我把《罗摩衍那》一节节地抄在小纸条上,一字字、一行行地翻译。正好历时10年,我翻译完8大册的《罗摩衍那》。”
另一方面,季老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总是充满爱心。在他的散文中,你能读到他对故土的依恋、对儿时伙伴和邻居的挂念、对父母亲人的追思、对老师同学朋友的牵挂,甚至于北大校园里一棵多年的老树被砍伐都会让他觉得遗憾和惋惜。他爱花、养猫,对请托求字这样的小事也尽量满足。而他的生活中,也因此充满着温情与愉悦。
季老在《做人与处世》中写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季老的一生就如同风行水上,自然而然,毫不做作。2009年季老以98岁的高龄辞世,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上的瑰宝,也更有为人处世、健康养生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