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羡林先生曾说：如果不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分析中国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更无法写什么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他的这话当然有夸大之处，没有佛教，中国文化依然存在。但是，没有佛教的中国文化就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就可能会缺少点什么。本来，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世界文化都是互相影响的，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那只是一种分别的符号而已，一直以来文化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
佛教存在两千多年，发源地在印度。后来倒是印度佛教式微了，在中国成熟并结了果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哲学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发挥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文学领域，佛教留下的印痕更显深刻。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极大：一方面是伴随佛教而传入印度“声明论”(语言学中的音韵学、训诂学)，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的制定，从而促进了魏晋玄言诗、南北朝的山水诗的发展，并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尤其是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给诗歌内容以强烈的刺激、渗透，开拓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绚烂多彩。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说唱佛经故事的说唱形式——“变文”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变文”的内容不断发展，由说唱佛教故事扩展到说唱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由此推动六朝小说的发达。此后，中国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形式和内容，取材和观念，也都深蒙佛教的影响。在文学批评方面，如果离开佛教理论，则中国文人发明的“妙悟”说、“境界”说、“禅机”说，都不能得到深入的阐发。
在艺术领域，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历史记载，佛教绘画、塑像、建筑是和佛教经典一并传入中国的。汉明帝时，从印度带来的佛像置于洛阳白马寺中，并在佛寺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壁，标志着我国佛像、佛寺、壁画三大艺术的肇始。此后经数代传衍流变，至盛唐时，终使三大艺术达到灿烂辉煌、登峰造极的程度，至今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文化一旦与宗教结合，就使文化有了深邃的意蕴，有了厚重的感觉，有了神秘的味道。佛教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化”了它的精髓，于是，中国文化就多了许多色彩，佛教在中国其实也就中国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