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书法和佛教在长期的历史话语中彼此走近佛教借书法得以广泛传播弘扬和普及，书法藉佛法形成经久不息的书经热潮，大大提升了佛法的巨大影响力和书法的内在精神气质。大体上说，书法对佛法的普及促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抄写佛经、碑刻佛经、书法理论的禅学化。
抄写佛教经典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形式，广大僧人和居士为了表达自己弘扬佛法的宏愿，苦心静气地在抄写佛经中呈现自己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并通过书法一丝不苟地庄严书写广为传播弘扬佛典，以此日积月累地建立自己的佛法功德。正唯此，历代僧人居士可谓书家辈出，声名远播。众所周知，王羲之除了抄写道家经典《黄庭经》以外，还抄写了佛经《遗教经》，柳公权抄写了《金刚般若经》，李煜抄写了《心经》，钟绍京书《转轮经》、张旭书《心经》、苏东坡抄写《华严经》、《圆觉经》，黄庭坚抄写《文益禅师语录》，赵孟頫抄写《佛说四十二章经》，林则徐抄写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欧阳渐书《心经》等。真可谓抄经获得一生佛光普照，而其抄写的经文则在中国书法史上流传百代。
有趣的是，一些佛门高僧则无意于抄经，智永禅师对书法尤为痴迷，终身无意于抄经。《宣和书谱》载智永二十三种帖没有一种是佛经，反而写了《真草千字文》八百本送浙东诸寺。这位身着袈裟的僧徒在精神上却是一位生活在书法世界中纤毫不染的艺术家，他通过不懈地书法追求建立了当时抄经的书法规范。苏轼《东坡题跋》赞赏道：“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而怀素和尚则突破唐楷陈法，醉心书法而用狂草表达自己的浪漫书法情怀，其草书将中国书法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用笔上起抢收曳，化断为连，一气呵成，变化丰富而气脉贯通，在点画线条的飞动和翰墨泼洒的黑白世界中，物我两忘，化机在手，与线条墨象共“舞”而“羽化登仙”。只见：“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怀素《自叙帖》)在狂笔纵墨、释智遗形中，怀素达到了精神的沉醉和意境的超越。在怀素之后，著名的僧人书家还有齐己、献上人、修上人、高闲、彦修、昙林、贯休、应之等，他们高精的书法作品丰富了中国书法历史长廊。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走向了全面的精神自觉和空前繁荣。在物质文明方面，纸的发明为书法家创造了恣意书写的艺术空间;在精神文化方面，佛教的传入，以及儒道、释、玄的融汇，使士人崇尚清谈，寄情山水，为书法的繁荣作了心态上的准备;在书法美学理论上，不少书法家有了理论的自觉，不仅醉心于书法实践，而且热衷于书法理论，于是尚“韵”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
唐代初期，南北文化的交融成为时代的要求，体现在书法与佛法上同样重视融合南北文化。唐太宗标举王羲之书法，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馀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倡导王字，确乎是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审美要求，在权力话语的参与下研习王字成为当时时尚，朝廷忠臣以及众多经生皆以王子为正宗正脉，社会各阶层的效仿王字更是蔚为壮观。
唐代以楷书“尚法”名世的书家，几乎都是朝廷重臣，欧、虞、褚、颜、柳概莫能外。而以草书“变法”而“立法”的书家，却大多政治地位不高的文人士僧，如孙过庭、张旭、怀素等。僧人的狂草纵笔恣肆锋芒毕露，通过挥毫构线来抒情达性，形成对尚法书风的互补性，创造的是佛法世界中的书法浪漫情怀，一种充满个性创造力和藐视前人审美原则的书法力量。可以说，在楷书日益强调现实应用功能，并成为一种人人可学的技“法”时，草书却日益浪漫化抒情化而成为一种天才般的艺术表现。在这种互斥互补的两极的走向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生成和走向丰满。
一般而言，唐代僧人秉承时代风尚，佛教、儒教、道教自由发展，各领风骚，故而僧人们多用狂草表征自我精神解放;而宋代僧人则在三教归一中，回归儒教的平淡法度，故而多用楷书表明自我回归法度的情怀;明清僧人生活在在佛教世俗化时代，其书法选择大体依据自我境界而定，故而在书体选择上各取所需，风格不一。
同样，佛教对书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历代佛教高僧为使佛经不毁于兵燹火灾而永存，仿照儒家镌刻《熹平石经》的做法，将重要佛教经典勒石铭刻镶嵌于寺院墙壁，或在佛门供奉之处建立多种佛经碑文，或镌刻于深山巨大摩崖石壁之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之于幽秘山洞之中，这些书法碑刻佛经无疑对佛法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摩崖刻经，如六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金刚般若经》等。这些当年佛教徒运用汉字书法抄经刻石而全力传播佛法之举，意在通过抄经刻石达到与布施造寺相同功德善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经，已渐渐消蚀了其宗教的内涵，或成为书法的碑帖被历代书家所临摹，或作为一种历史文物点缀着佛教胜地，使得今天的人们徜徉于此而流连忘返。
我们在谈论书法与佛法本体互动之时，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佛教的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问题。当今世界基督教徒有31亿，伊斯兰教徒13亿，印度教徒9亿，佛教的才3亿。加上佛教的世俗化，使得人们不断在争论佛究竟是救世界还是救人心?究竟应该在佛经中渐悟还是在生活中顿悟?究竟是关心现实安顿还是来世极乐?在我看来，当世界处在自然生态失衡和精神生态失衡的炎热难当之中时，我们应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清凉起来，逐渐使世界变成一个清凉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任何宗教可能都暂时改变不了其世俗化进程，但是通过不断净化而改变人心。换言之，佛法和书法不能够制止消费主义和人心不古，但可以促使人去反省思考人心不古的现实并进而改变这种现实。收入《佛法与书法》文集中的文章，是众多书法理论家聚集五台山讨论书法与佛法的成果。其中，张生勤《论佛教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庄伟杰《写经书法、佛禅思想与中国文化精神》从正面立论讨论书法与佛法的形而上学问题;黄盟《简论魏晋北南朝书法与写经刻经的历史渊源》，何朝波《写经书法的形态特征及文献学意义—以敦煌写经为例》，则进入历史，说明写经刻经的历史渊源，
以及敦煌遗书书写形态独特，萧散简约别具新意。毛万宝《传教义?积功德?谋生存—关于写经书法主体动机的寻绎》，对由僧人、书家、发愿人和经生构成写经书法主体的研究，表明其写经动机是“传教义”、“积功德”和“谋生存”。而吴振锋《写经书法之“书意”》本文通过在写经、写经生和写经书法萌、生、成过程的描述中，寻绎写经书法之“书意”流变的脉络。王元军《唐代官方写经书法的审美属性》对时代背景、阶级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等的探讨，探明了唐代官方写经书法的审美属性问题。朱以撒在《论写经书法》中认为：写经书法是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求其心灵安详，灵舍安顿。热心事佛，建造寺院，供养僧尼，抄写经卷便成了他们日常佛事中的一种功课，由此形成了写经书法的繁荣。
最后，我想说的是：就书法而言，在家国衰败之时代书法必呈破败之相;国家处于上升的大国正面形象时，书法必定要弘扬“正大气象”。书法和佛法有很多相关之处，但不要孜孜计较于个别的碑文考辨和做诗。当今之时，书法和佛法疗救人心或者保持人类精神生态平衡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