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虽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交易品的价值，但一定能衡量特定时期内它的市场价格。这一点在自古就价格昂贵的沉香方面表现极为突出。
进入21世纪，销声匿迹数十年的香文化薪火再续。相关著述的发表、出版，及得香港、海南、广东、上海、北京等地陆续举办香文化博览会和论坛等活动，给人真切的传统香文化热的感观。今年春节，“天香飘渺——沉香及中国古代香器特展”亮相天津博物馆，这是中国大陆首场在博物馆举办的香文物、香文化展，让业内人士对香文化的发展充满期待。
香文化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与中国数千年的香文化传承史密不可分。
从香草到沉香的香文化传统
中国对香草、香料的使用可以远溯至新时期时代晚期，红山文化晚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均发现陶制熏炉。《尚书•舜典》记载舜接受尧禅让帝位时，有“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的燔烧柴木行祭的记录。著名学者、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认为，“在室内熏香的习俗最迟于战国时就已出现，燃香之器名熏炉”，“也可以称为香炉”，孙机先生认为薰草之名就是因用于熏烧而得名，古时主要指蕙，即禾本科的茅香，马王堆出土的陶熏炉里有一件就装满茅香，另有一件陶熏炉则装有高良姜、辛夷等和茅香的混和物。(见孙机先生著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先秦典籍《诗经》《楚辞》屡现各种香草，并且当时已有佩带香草修身养性的习惯。
孙机先生在著作中指出，陶熏炉在广州、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中已出了不少，而中原地区则出现相对较晚，说明熏香风气是自南向北逐步推广的，“高级香料最先也是从南海输入我国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果布”的记载，果布即龙脑的马来语音译。龙脑古时主要产自加里曼丹、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
有一种推测是，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国外香料有条件进入中原。同时，岭南等地区统一后，铺平了当地所产沉香进入内地的路径。西汉中期出现的博山炉，成为了中国香文化发展的标志，数量可观、材质多样、制作工艺精美的出土博山炉显示，熏香在上层社会极为流行。传为东汉杨孚所著《交州异物志》中已有沉香的记载，当时称“木蜜”。木蜜是否可以理解为木之蜜，如作此解，则沉香之名最初即指沉香来自沉香木的分泌物。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载“交州人称为蜜香，谓其气如蜜脾也”，从气味上说沉香具蜜香、蜜甜之味。
传为汉代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录当时的奇趣佚事，卷一末不仅记有长安巧工丁缓擅制常满灯、卧褥香炉(即被中香炉，后来广泛流行的香球)、博山香炉、七轮扇等，且详细记载了“越飞燕为皇后”时胞妹赵合德送她的35种珍贵物品的品名，其中有“五层金博山香炉……青木香，沈水香(即沉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七枝灯”。
南朝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说明当时上层社会王公士大夫家宴集，已用到沉香。沉香珍贵，早期多为上层统治阶层垄断，用度奢侈，唐代段公路所著《北户录》中，记述南朝梁武帝萧衍用沉香讲究阴阳，“明堂用沉香”“北郊用上和香”，祭天“始用沉香，古未有也”。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中《风俗通》载，粗俗的隋炀帝竟然每年除夕要成车烧沉香，“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夜，山皆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过二百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