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前的罗汉像，毁于“文革”
法海寺壁画
赫达.莫里逊
佛宝网北京讯 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法海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翠微山南麓，法海寺美，美在那10铺彩绘壁画。《中国壁画史纲要》中说到明代的寺观壁画，首举就是宫廷画师所画的法海寺壁画：“线条流畅，色彩浓丽，天衣飘动，漫笔生辉，诸如梵天肃穆，天王威武，金刚刚毅，天女妩媚，鬼子母慈祥，儿童天真，都真切生动……”
因为它的珍贵与精美，近百年来，有名家的珍爱，也有默默的守护，他们与法海寺壁画结缘在历史年轮的某个点上，在岁月的烟云里，成就了一段壁画的传奇。
被壁画打动的两位西方女性
1933年，24岁的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来到中国，她刚来到北平就拍摄了法海寺，她说西山“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
为了拍摄位于暗处的室内壁画，她的影友用小轿车喇叭的橡皮球茎，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使之发出巨大的光亮，对暗室中的拍摄非常有帮助。在拍摄法海寺内的明代壁画时，由于过于专注，赫达.莫里逊不慎把自己烧伤了，迫不得已将原计划放弃。
当年赫达.莫里逊靠一台照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颗捕捉东方艺术敏锐的心，不仅记录下当时中国的社会景象，也为我们留下了法海寺82年前的真实模样。如今人们到法海寺，已经见不到壁画前石台上神态各异的罗汉像了，那些罗汉像已毁于“文革”，幸好人们还只能从赫达.莫里逊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们曾经的模样。
另一个记载法海寺的人，是英国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除了影像，她还写下了宝贵的文字《发现法海寺》，在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章中，她写到：“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极其优美的佛教寺庙……有一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将我们迎入了一个寺庙庭院之中，并沿着石阶往上走，来到第二个庭院，那儿有和尚在拆除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这就是法海寺。”
从安吉拉.莱瑟姆的文字，我们还知道她是如何拍下昏暗大殿里的壁画的：“在石头祭坛上，坐着3个上了漆的塑像，每个塑像后面都有一个绘制了图案的屏风。接着，我们发现殿内四壁都布满了壁画!我们兴奋地打开了该寺庙的其他门，利用一面镜子把阳光折射进了殿堂内部。令人惊奇的画面顿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其他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安吉拉.莱瑟姆的报道和照片刊登在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上，法海寺从此名扬四海。
几个钉子眼牵动一群大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公安纵队某连驻扎在法海寺殿堂内，该连的一个战士洗完衣服，就直接在大殿北壁上钉了几个钉子，拉绳晾衣服。没想到这几个小小的钉子，却牵动了多位大师级的名人。
1950年4月初，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组织美术家参观法海寺壁画时，发现了壁画上的钉子，当即报告了文化部文物局。
1950年4月9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叶浅予在实地踏勘后亲自到文物局汇报情况，并提出了保护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惊悉法海寺壁画的保存现状，担心壁画再有闪失，立即上报文化部。
1950年4月18日文化部根据徐悲鸿院长的反映，由部长沈雁冰签署，再次向北京市政府发公函，要求“请即查勘，并通知借驻部队加以爱护，已经钉的钉子不用拔出，未钉死的轻轻把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再毁坏。”
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非常重视这一反映，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请设法保护法海寺文物。其公函中提出：“据本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报称，该院近有人至石景山附近法海寺观明朝壁画，见该寺已驻有部队，壁画有部分已经毁坏，见有些壁画上钉了好些钉子。请即查勘，并通知借驻部队加以爱护……”后北京市政府对法海寺文物提出：“不得稍有损害。”
石景山当地政府立即派人了解详情，查看结果是“惟北墙西部有钉眼7处，现有钉子一个，并中间有裂纹，上下长约7尺。”钉钉子的士兵被批评教育，钉眼被修复。不久，驻军撤出法海寺。
郭沫若意外发现壁画
1956年，法海寺走进了另外一位名人郭沫若，当时，北京修建永定河引水渠工程，这个工程就在法海寺山脚下，就在引水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位于模式口的隧道洞口发生了塌方。事故发生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和全国人大代表郭沫若来到工地视察、慰问，塌方的洞口在翠微山脚下，距离法海寺一步之遥。郭沫若看到山上有一处寺院，便欣然前往。
此时的法海寺，正用作北京九中的男生宿舍，北京九中是1952年迁到承恩寺的，法海寺则成为男生宿舍。学校非常重视文物保护，不准学生随意进入大殿。为了保护壁画，特意用荆条编制成护板放在壁画前面，避免壁画受损。
当时九中看管寺院的宿舍管理员吴效鲁为郭沫若打开了大雄宝殿的殿门，请他参观殿内的壁画。尽管殿内的光线暗淡，墙内布满尘土，但这位著名的文物专家一眼就看出了壁画的价值，他认为，法海寺壁画是与敦煌石窟、芮城永乐宫壁画一样宝贵的艺术珍品，应该妥善保护。临走的时候，郭沫若握住吴效鲁的手，认真叮嘱说：“这里的壁画很好，希望你能好好看管。”郭沫若的一番话，让吴效鲁觉得自己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并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壁画。
郭沫若回到单位后，很快就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保护法海寺壁画的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法海寺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一支古建队进驻法海寺，对法海寺壁画的大殿进行修缮，并安装了避雷设备。
法海寺壁画面临的最大劫难还是在“文革”中，如果没有这位“拼将性命护丹青”的老校工吴效鲁，也许今天我们将无缘再见这些瑰宝。
吴效鲁已经去世多年，和他当年在法海寺一起居住的九中退休老师丁传陶给笔者讲述了那段往事。
吴效鲁老家是河北涞水，年少的时候，曾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当过学徒，他经常被店里派去给政界、文化艺术界人士送古玩和字画。后来，他在琉璃厂和山海关开过自己的店。可以说，吴效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也正是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和他对文物的鉴赏力，使他后来为保护法海寺壁画做出了惊人之举。
吴效鲁在山海关期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后来古玩店也破产了，他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北京。他到门头沟煤矿背过煤，打过零工，做过生意。后来吴效鲁来到新建校的北京九中做了工友。1950年，吴效鲁调到坐落在翠微山的法海寺内的九中分校，负责照料教师的办公室，他还敲过钟、管过伙食、巡查过夜、看过大门。“文革”之前，他又第二次上山，住到法海寺内，做南寺宿舍的管理员。
丁传陶说，在他的记忆里，北京九中的一切勤杂工作吴效鲁都做过，他是个性情和善、待人诚恳、与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吴大爷”。
80多岁的丁传陶，从1966年到1981年的15年时间，都住在法海寺院内的西房。至今说起吴效鲁的壮举依旧非常激动。1966年6月，“文革”开始，拿着法海寺大雄宝殿钥匙的吴效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九中的“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要上山“造反”。吴效鲁闻讯后，连忙给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打电话告急，要他们赶紧派人来保护壁画。文物管理处那时候正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派来的人只能把吴效鲁悄悄叫到法海寺大门外，叮嘱了吴效鲁几句就回城了，于是保护法海寺壁画的千斤重担就落在了这位老人的身上。
吴效鲁当时虽然非常紧张，但他还有某种侥幸的心理，他想，或许学生们只是喊喊，不会真的上山。哪知，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果然身穿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上拿着刀斧棍棒等打砸工具，气势汹汹冲上山来了。因为是九中的“红卫兵”，知道大雄宝殿的钥匙在吴效鲁手里保管着，所以一进庙，他们就高喊着叫吴效鲁打开殿门，吴效鲁尝试着给他们讲壁画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意义，但这群“热血沸腾”的孩子根本不听，大声高喊着“破除四旧”“造反有理”……此时，“红卫兵”们似乎也失去了耐性，威胁吴效鲁，如果再不交出钥匙，就开始砸门，冲进大殿，开始“革命行动”。吴效鲁心里盘算着，看来不让他们砸点什么，是过不去这关了，他掂量了一下，觉得壁画是珍贵的国宝，五百多年保护至今，不容易，一旦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泥塑的佛像，是一般的工艺制作，毁坏之后，将来还能再塑。于是，他凭借着敏捷的思维和与这些“红卫兵”们平时良好的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毁塑像，而留壁画，否则他将以死相拼。说罢，吴效鲁抄起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砍柴的斧子，威风凛凛地站立在壁画墙前。这些“红卫兵”一看吴效鲁拎着斧子要拼命的架势，真就砸了塑像后，没敢毁壁画，下山去了。
20世纪70年代初，74岁的吴效鲁去世。他去世后，另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老师邱松岩，受北京九中之托，继续掌管法海寺壁画大殿的钥匙，终使壁画在“文革”中未遭破坏。
如今，法海寺壁画已经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3批国宝级文物，并且在本世纪初进行了长达7年的大规模修缮。这块藏于深山的瑰宝，历经600多年的沧桑之后，静静等待着能够读懂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