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道，是一个全新而古老的命题。世界范围内，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四大文明古国均有较早的用香历史。
中国香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史前6000多年的石器时代。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香料树，把香当作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用品。以色列人在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前538年）以前引进了香，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些祭坛专供奉香之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就焚烧木头和树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恶魔等等。
香道，通俗地讲，是以天然芳香原料作为载体和核心，融汇自然科学、中医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感受和美化自然生活，实现人身体、心灵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凝气安神、养身健体、净化心灵的。关于香的选料、熏烧、药理、品鉴、感悟等一系列香文化体系的理论总结。纵观中国香道的发展历程，其肇始于远古，经历了萌芽、初始、成形、成熟、鼎盛、稳定、萎缩七个阶段，对传统文化的诸多部类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华历史文化舞台上抹不去的华丽篇章。
一、以新石器时代庆阳先民熏香驱虫为始的萌芽期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最早源于甘肃庆阳。庆阳历史悠久，标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肇始的华夏第一块旧石器就是在这里出土，目前从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可以证实，远在20万年前后就有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远在五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庆阳先民就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经济生活，并遗留了许多珍贵实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原始文化。这一时期当地就有了用于熏烧、蒸煮的器具出现，庆阳宁县阳洼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4500多年）出土文物中就发现了大量陶鬲（lì）、陶甑等。
人类对香的喜爱是形而上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需求，最初先民对植物中挥发出的香气有所感觉，闻到不同香料的芳香时，即能感受到美感和香气快感，并逐步发现不同香味的植物具有不同的作用。远古庆阳人野外或是洞穴聚居，夏夜便燃烧艾叶散发独特香味以驱逐蚊虫，这种方法甚至直到现在庆阳的农村还在广泛使用。
由此，对自然界尚知之甚少的先民对自然香料的神奇用途便崇拜不已，便将花、果实、树脂等芳香物质奉献给神，芬芳四溢而达到完美的宗教境界。因此，上古时代还把这些有香物质作为敬神明、清净身心和丧葬之用。此时，人们对香的使用仍处于懵懂之中，使用的香料是单纯的自然香料，除个别直接熏烧取香外，大多并不经过切割、研磨等加工程序，而是原始的动、植物自然散发香味。
二、以黄帝时期庆阳先民佩香闻香而防病祛疾的初始期
庆阳，古称北豳[bīn]，是中医学理论奠基人、《黄帝内经》作者岐伯的故乡。《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脉象”等学说。岐伯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黄帝内经》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所谓阴阳，就是通过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把宇宙间万物万象，分为阴阳两大类。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全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主要表现了阴阳属性，即天地生万物，万物无不分为两性，如男为阳，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同时，阴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而五行学说的本质，就是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包括人在内）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互相作用的结果。
这一发现，总结出了宇宙间万物生生灭灭的规律和原因。同样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这种学说在科学、哲学领域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五行的表示分为天干和地支两种。天干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五行之间不仅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而且存在着顺克和逆克的关系。天干地支，不仅被应用在历法方面，《易经》理论之中等，而且直接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石。如十天干配内五行为：甲为胆，乙为肝，丙为肠，丁为心……外五行为：甲为头，乙为肩，丙为额等等。中医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人诊脉治病的。如肝火旺盛，就给病人配以黄连，以降火，胃湿过重，就给病人配以烧酒为药引以暖胃等等。
岐伯在总结庆阳先民大量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通过对香料使用的不断实践和摸索，逐步发现各种原始香料四气五味不同，具有的药性也有所不同，根据阴阳五行学说，针对不同的疾患和病因，用不同的香料配制，即能达到防病祛邪(邪,《黄帝内经》中“邪”字共见441处,其中425处均音“斜”字,意：“不正”,是相对于人体正气而言，指各种致病的外界因素。比如：风，寒，暑，湿，燥，火，七情，痰，饮，瘀血等等。其意下同)的作用。
遂将配制成方的单一或是复合香草药，研磨成粉末，教民众盛在用帛绌成的口袋（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利用人的体温使其自然散发，即能达到禁蛇毒、防虫害，防疫驱瘟，强身健体的功效。这即是其所著《黄帝内经》中阐述的“薰蒸”法。这种香草药防疫品在当地普及为古代卫生风习。与后世传统意义上的“薰香”有所不同，此时并不依靠加热促进香气的散发，更确切的说应是“闻香”。此时，香文化由简单的随性使用由岐伯《黄帝内经》的整理概括，到达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香包这种治病防病、强身健体的药用功能逐渐被淡化。但庆阳人还是把这种佩香习俗通过文化形态世世代代遗存下来，至今将草药称为“香草”，将香包称为“绌绌”，千古不变的成为当地人们闻香、品香的载体之一。香包也成为了中国古医学文化代表。后来随着宗教的传入和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香还有祭祀、焚香事佛、陶冶性情、美化生活等其它诸多功能，中国有史料佐证的香道文化才由此逐步传播开来。
三、以周代焚香祭祀至汉代佛道二教兴起而“闻香入道”的成形期
周代，宫庭用香主要用来祭祀，其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周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yīn）”或“禋祀”。《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禋祀即点火升烟，以香气祭神。此时的香料主要为芳香植物和牲体等植物性和动物性香料，香品原始，是未经加工的自然性香料。民间对香木香草的使用方法就比较丰富，不仅有焚烧（艾蒿），佩带（兰）、还有煮汤（兰、蕙），熬膏（兰膏），并以香料（郁金）入酒。《诗经》、《尚书》、《左传》、《山海经》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
汉代武帝至三国时期，西域各国进贡的香料传入，香料来源扩大，苏合香、鸡舌香、沉香、木香等在汉代都已成为王公贵族的炉中佳品。熏香之风在宫庭和上层贵族之中盛行，如皇帝的宠妃和贵妇以香汤沐浴、官员上朝要随身佩香，向皇帝奏事还要口含鸡舌香等等。汉末至魏晋六朝，佛道两教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香文化的发展。此时，具有代表性的博山式熏香文化大行其道，其不仅是达官贵人修养身心的专利，平民百姓用博山炉熏香、品香也成为一种时尚，庆阳市博物馆现存的大量出土的汉代陶制博山炉，恰巧说明了这一点。
香具方面除了香炉，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它由两个半球形的镂空的金属片扣在一起，中央悬挂一个杯形的容器，在容器内可以焚烧香品，即使把香球拿在手里摇摆晃动，容器内的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汉代，不只熏烧单一品种的香药，还常用多种香药来调配香气。马王堆一号墓就发现了混盛辛夷、茅香等香药的陶薰炉。这种“多种原态香材混于一炉”的香品可算是“早期的合香”（合香，即合成香料，是由多种香料配制的香品，常有特定配方）了。
四、以隋唐时期经济繁荣、佛教鼎盛而行香普及的成熟期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海路交通便捷、佛教鼎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用香风气相当普遍，丰富了各种形式的行香诸法。“迨炀帝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香毕至矣。”（《香乘》养1）说明海南产沉香至少已1400余载，隋朝时已进入皇宫。国产香料的大量使用，使香的价格降低。大批文人、药师、医师及佛家、道家人士的参与，使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炮制、作用、配伍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
唐代的许多皇帝，如高宗、玄宗、武后等都对香料十分钟爱，而且依仗国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的帝王。皇帝经行之处，甚至“以龙脑、郁金铺地”，还常用沉香、檀香、龙脑、麝香等配入涂料涂刷皇宫内的楼阁殿柱。这一时期佛教鼎盛，佛家的教理经书对香大加推崇，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在当时广为流行的浴佛法会上，要以上等香汤浴佛；在佛殿、法坛等场所还常要泼洒香水。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参加佛事活动甚为频繁，其用香量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唐代的香具中，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玉器，即使模仿前朝博山炉的制式，外观也更加华美。熏球、香斗、香囊等香具开始广泛使用。正是此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不仅把佛教传到日本，同时也带去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熏香文化。
五、以宋代文人雅士休闲精致的品香仪式为潮流的鼎盛期
在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香文化也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步入了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宋代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比唐代更为繁荣。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往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
这一时期，不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居室厅堂里有熏香，在各式宴会庆典场合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焚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挂佩，在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做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则多设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亲手制香，香事仪式已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休闲活动。品香与斗茶、插花、挂画并称为怡情养性的“四般闲事”。最具代表性的香具应属瓷制闻香炉。
这一时期，与“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开始流行起来，其具有严格的仪规、固定的程式和繁复的香具，香道文化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专门研究香的来源、载体、工具和诸如乳香、沉香、檀香等制香法的各式香书、香谱也在此时出现。合香的配方种类也不断增加，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香印（宋以前就已出现）、香饼、香丸等繁多的样式，既利于香的使用，又增添了很多情趣。香在医药方面的应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以及苏轼与沈括合著的《苏沈内翰良方》等书中都有许多专门的记载。
六、以元、明及清中叶，香事融入日常生活而到达稳定期
明代，在继承和发展宋代香道精致熏香文化的同时又与理学、佛学结合成了“坐香”与“课香”，从而成为丛林禅修与勘验学问的一门功课。佛门与文人们纷纷营建香斋、静室与收藏宣德炉，一时成为时尚。这一时期，线香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关于香的典籍种类更多，尤其是周嘉胄所撰的《香乘》内容十分丰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许多制香方法，如书中所记：使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还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到了大清盛世，“行香”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炉、瓶、盒三件一组的书斋、香案已成为文房清玩的典型陈设。
七、以清末国势衰退，战事四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及西方文化的侵入而进入萎缩期
随着清朝末年，国势衰退，战乱开始，士大夫与文人墨客们的精神生活趋于粗疏呆板，香学与诗词乐舞等纯粹的艺术形式一样，渐趋式微，焚燃香料并感受其气味进而感悟人生的这门高雅活动，传至清末，终于在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中，火尽灰冷了。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从此，包括“香道”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一蹶不振。到今天，除了烧香礼佛、佩带香包等用香方式因深入民间而得以沿存外，传统香学和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们仪规严格的品香仪式渐已遗失，很多人甚至不知“香道”为何物，更不用说什么以香道来修身养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