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川　张楠
　　编者按：科学的真知灼见不惧怕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与诘责，它在深刻的反思和怀疑中得到升华，而在轻率的迷信和盲从中逐渐凋蔽。今年是伟大的《物种起源》诞生140周年，对于达尔文最好的祭奠莫过于将他的理论更加精确化和科学化。而这需要我们更多、更耐心地倾听反对者们的高论。因此，我们编发了此文，望引来更多的声音。
　　随着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世界及人的主体性，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世界是否存在一种客观的、完全决定的规律？人及世界上各物种在进化中是否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如果有，它同客观决定的力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在上个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神逐出了生物界，指出当今世界的各种生物都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自身有着一个客观演进的过程，并在生物学领域、哲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今它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达尔文主义自身。因为它已经很难自圆其说并解释上述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批评达尔文主义，美国学者詹腓力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著作《审判达尔文》试图从法律、历史、哲学、心理学、动物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对达尔文主义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批判。
　　《审》一书分析了一些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的著作、观点，揭示了进化论存在的问题。1、达尔文主义最常用的命题是同义反复命题。如自然选择论中的“适者生存”。按进化论定义，遗下最多后代的生物最能适应；同时进化论预言，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拥有最多的后代。这样，达尔文主义的命题成了一个什么道理也没有揭示的命题。2、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是逻辑推理。也就是说自然的选择与进化只是通过推理的论据来表达，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延。事实上，生物改变并不一定是按这种推理进行的。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科学的假设。达尔文证明自己理论的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只能解释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他却由这些特例推广到普遍进化，因而只能是特殊基础上的假设。的确，达尔文的理论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如果生物真是由一个物种向另一种物种进化而来，那么必定存在物种间的过渡类型。可是为什么我们所发现的化石中却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如果生物的进化真的是长时间的逐渐变化，那么从单细胞又如何产生出复杂多样的动物门类呢？从同一个祖先那里又如何进化出多种不同基因组合的物种呢？为什么大约6亿年前的寒武纪，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呢？
　　达尔文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然而他的理论却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是真理。《审》一书指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达尔主义是哲学的必要。因为达尔文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提供一个比较可能理解的机制，借此可以理解生物必须经过的变化，不必依靠神明的引导或隐秘的生命力，或其他现时物质世界之中捉摸不到的力量。这正好符合当时哲学上反对经院神学的要求。在神创论那里物种是由神创造的，其实质是客观唯心主义。为了彻底地反对神创论，高举唯物主义大旗，进化论自然是一个上佳的选择，一旦人们选择了进化论，对它的依赖使之由科学变成了一种信仰。一旦上升为哲学上的信仰，进化论也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对于它的缺陷我们就可以熟视无睹。“为此，科学界尽心保护达尔文主义而不去检验它，甚至歪曲科学研究规则来帮助它们成功”。（《审》第184页）
　　正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反对神创论的同时变成了一种哲学信仰，它带给我们的危害又是巨大的。“达尔文主义将人从由高于人的力量控制其命运的幻象中解放出来。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类起初将自然的现象，例如天气与疾病，作为皆由超自然所控制，当人类学会控制及预测自然力量时，便将较小的神明放在一边，而相信有一位统管宇宙和造物主的高度进化之宗教”（《审》第150页）这样，人成了一种没有目标的，自然盲目作用的产物，而无目的的自然成了无理性的力量所控制的世界。一切都是决定的，一切都是非理性的，也就丧失了选择性与能动性。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企图将进化论作为宗教或伦理体系，并不是一时的糊涂”（《审》第158页）因为其确立了另一种信仰，维护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过，从实质上说，人并没有完全摆脱被决定的命运。只不过，从神创论到进化论，控制的力量由神变为了“自然”而已，它们都是异化于人之外的力量。
　　《审》一书从各个方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诘难，引用了各种事实和数据，严厉地批判了进化论，指出进化论事实上也是一种宗教信仰，它带给人们的同样是意义和价值的失陷问题。这从哲学高度说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尽管面对达尔文主义的危机，他并没有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因为本书的作者詹腓力，同时又是一个神创论的支持者，他的理论观点不可避免地具有偏向性和不科学性。但是，作为学术研究，从《审》一书的观点、立场、方法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信仰和科学都可能成为哲学进步的力量。科学为哲学提供了事实材料，确定了研究范围，并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它是哲学进步的动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信仰做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又能为哲学提供什么呢？其实早在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库恩那里就提出了“科学的范式”。所谓“科学的范式”就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中，权威科学家共有的理论、思想框架、信念等。他认为，科学的范式指导科学的研究，因为信仰范式能使科学家们把精力集中到对某一范围问题的研究上。因此，范式的作用实质是一种信仰的作用。那么达尔文主义影响了一代科学家和哲学家，这能不能算是某种哲学范式呢？哲学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不需要检验它就确信其是理论的前提。正是这种信仰避免了对某个问题争论而带来的麻烦，为这种哲学提供了暂时的理论支柱，并为此哲学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当然范式也可能阻碍哲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关键在于时代与理论的结合。
　　第二，科学是可以向信仰转化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最早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并不成熟的科学居然成为科学界的权威理论。实际上后期的进化论已由科学变成了一种信仰，信仰包括可信和确信两个部分。可信是对信仰对象的理解和接受。这是理性的部分；确信是对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这是非理性的部分。进化论做为一种科学提出，应该受到各个方面的检验。但由于在可信阶段，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是建立在哲学进步需要的基础之上，并没有任何科学的严格证明，所以，直接就从可信阶段上升到了确信阶段。因而，科学不经过可信阶段的严格论证，很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而直接上升到确信阶段，成为人们盲目信仰的对象。
　　回头审视《审》一书，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但其对达尔主义否定的立场、方法、观点又无不闪烁着一种新的批判精神，为人们提供了新颖的材料，拓宽了思路，对于我们破除理论的权威迷信，推动学术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