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对于普通人甚至于一些相当有学识的人来说，进化论是早就解决的问题，即在上一个世纪早就由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一举攻克的问题，因而生物不断进化是不争的事实，有关进化论不应再提出任何非难，否则就是明显的与正统科学过不去，是对科学吹毛求疵。说得再确切些，质疑进化论就是反科学，就是戴着神学的眼镜以神创论对抗科学真理。
　　非常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进化论远比普通人想像得更精致，也更容易被误解。更进一步，达尔文时期的进化论只是一个框架，当然是一个非常漂亮、冲破了传统束缚的革命性理论。只是到了本世纪中期以后，分子生物学诞生以后，达尔文的伟大思想才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此期间，甚至一直到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学术界一直被广泛争论着，这其中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来自宗教界的尖锐批评和攻击不仅仅具有负面作用，还有正面作用，即这种批评促进了进化论的不断完善，同时争论使一些含糊的基本科学概念得到澄清（批评有利于建设，想想爱因斯坦如何帮助量子论进步，当然那与宗教关系不大）。最终科学的东西不怕批评，只能在争论中变得愈加澄明，反之貌似科学的东西，尽管一时掌握着舆论，随着一连串科学发现的到来，不得不一再变换修辞伎俩。
　　《起源之战》（Del Ratzsch著，陈蓉霞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书作者非常清晰描绘了进化论的发展历程，简明地指出拉马克线性进化论与达尔文非线性进化论的本质区别，捍卫了非目的论的、价值中立的具有革命精神的达尔文思想，驳斥了强加于达尔文头上的混乱提法。比如，对于达尔文而言，时间并不等同于进化，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特创论者把拉马克进化论的许多弱点强加于达尔文，从而对整个进化论作出严厉批评。
　　很不幸的是，许多初等教科书和科普读物也不断误解达尔文，使其理论不断庸俗化、简单化。在中国，“进化论”（即演化论）的这一译名这明显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原初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公众心里，从严复首译进化论著作时始，进化论便与社会改良相结合，我们接受的便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社会哲学。人们很少追问“自然选择”作为生物进化的机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选择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在什么层次上选择？“适者生存”中何为适者？生存下来的就是适者？如此一来不是循环定义吗？现在我们知道，没有分子生物学，不从基因的层次入手，许多进化难题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如此看来，本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进化论的最杰出的说明、阐释，都不可避免地有各种缺陷。以历史不鉴，我们不妨谦虚点，决不把进化论这一大方向上无可争议的科学论断教条化，不要把进化论视为想当然以至于忘记不断充实、完善它。
　　《起源之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描述，特别是关于宗教界的特创论，对我们重新评价特创论的“认识论”意义很有帮助。如作者所言，在创世论和进化论的持久争论中，双方都有许多误解之处，因而不少论战实际上是与“风车”作战。作者说，他首先愿为澄清诸多误解而努力。这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承认特创论的若干说法，相反，科学家们从特创论的许多机智质疑中能不断看到了进化论的若干明显漏洞，加倍努力去从事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这里存在一个心态的问题。时代已经变化，无论怎么说在当今世界科学占主导地位，这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完全不同，因此宗教界与科学界争论的话语方式改变了。科学界完全可以变换一下心态，另眼看宗教，重视宗教之社会角色的变迁，大度地对待宗教。这便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一个更人道化的心态。长远看这种心态只能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丝毫无损于科学的荣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科学工作者也成了新宗教的俘虏，由进化论转而相信特创论。这是个复杂的、严肃的问题。我只想提醒一句，有时坚定的唯心主义比庸俗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科学家多一份宗教关怀也许并不算太坏。
　　总之，特创论与进化论一样，既有时间结构也有空间结构，没有一成不变的进化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特创论。与进化论一样，也存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特创论，对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在条件成熟时给出细致反驳，而不是急不可耐地匆匆批判一通了事。这也是我们三思文库的基本想法，对待与科学有关的事物，三思而行。(《三思导读》，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